《春秋繁露》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代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关于《春秋繁露》的文献真伪问题，一直缠绕着董仲舒研究者们。

众所周知，《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但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董仲舒名下，收录了《董仲舒》123篇，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汉书·艺文志》又在“春秋”类中，著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年）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系在一起，最后被载入《隋书·经籍志》。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没有和著者同步出现，该书成书较晚，成书过程不明，和董仲舒的直接关系没有确证，所以关于其真伪，特别是和董仲舒的关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未能定夺。明代胡应麟综合各家观点，说：“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一百二十三篇者。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居然，必东京而后，章次残缺，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所记《繁露》之名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一百二十三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故咸失之。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中）认为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换言之，《春秋繁露》以与董仲舒有关的“真篇”为主编辑而成，但也有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

到了近现代，随着现代学术方法的确立，特别是海外《春秋繁露》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综观中外学界争论的焦点，全盘肯定论[1]有之，全部否定论有之（中国的孙景坛、日本的福井重雅甚至提出班固《汉书》董仲舒本传捏造论），五行诸篇否定论有之（如日本的庆松光雄、台湾的戴君仁），五行诸篇前四篇肯定、后五篇否定论有之（如日本的田中麻纱己和近藤则之），这种首尾两端的现象，堪称中国思想史文献研究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然而否定论者有一共同倾向，那就是“先认定《春秋繁露》肯定有伪作，然后再去寻找的先入为主法”。殊不知“宣布《春秋繁露》有伪篇和宣布《春秋繁露》没有伪篇都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论证和可靠的材料”274。再就是否定论者们采取的寻找伪篇的方法，不是采取文献研究学的方法，而是，“先发明一种理论，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对繁露的文章群进行考察，如果其中的某些文章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董仲舒的；如另一部分文章不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赝作”271。由于否定论者热衷于这样的“以思想理路论伪”的成见去寻找《春秋繁露》的伪篇，从而犯有不同程度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研究方法上的谬误。

其实这种方法自古以来有之，如宋代的程大昌怀疑《春秋繁露》的理由之一便是“辞意浅薄”（《秘书省书繁露后》），黄震怀疑《春秋繁露》的理由也是“余多烦猥”（《黄氏日抄》卷五十六中），便是典型的“以思想理路论伪”。而如庆松光雄和戴君仁所说董仲舒在《汉书》本传、特别是在《汉书·五行志》中只讲阴阳而不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都是伪篇的观点，便是典型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庆松的论文甚至没有对他的“怀疑”进行过论证。

话又说回来，到目前为止的《春秋繁露》肯定论者则是大多以“以思想理路论真”。前面引用王应麟所说“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居然”便是一个典型。《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则可说是标准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人们也可以反问两句：“根极理要之言”很多，就是董仲舒的了？不是“根极理要之言”便不是董仲舒的吗？

正因为如此，最近发表的江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和程苏东《〈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的两篇文章引人注目。

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江新）、《春秋繁露》和《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程苏东）进行文本互见比较，力图从文献学研究的方式，突破“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套路。

尽管两篇文章的大致主题还是在寻找董仲舒“伪篇”，但江新的文章在寻找完伪篇之后，还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寻找起《春秋繁露》的“董仲舒真篇”来。他说：“《五行对第三十八》是董仲舒针对河间献王‘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的问题所作的策对。文章开头为‘河间献王问于温臣（城）董君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董仲舒是有五行思想的情况下，我认为此篇不可能出于伪造。《五行之义》的思想和《五行对》基本一致，都是用五行思想来论证儒家忠孝伦理。所以，如果《五行对》是董仲舒的作品，那么《五行之义》就肯定是董仲舒的作品。”

以五行来论证儒家忠孝思想的文字，都可以认作是董仲舒，这还是走上了“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老路。尽管如此，江、程两篇论文对笔者的启示在于：既然文献学研究的方式可以寻找《春秋繁露》的伪篇，何尝不可以用同样方法寻找《春秋繁露》中的“董仲舒真篇”呢？再就是《春秋繁露》中像《五行对第三十八》那样的明确标明“董君曰”之类的其他文章，可不可以都算作是“董仲舒真篇”？

原文载于《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邓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