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词
四库全书本（乾隆写）
收游所作詞一百三十首，分調編排。其詞一掃纖豔，不事穿鑿，雄快處別具盤旋頓挫之姿，飄逸時又不乏沉鬱深婉之至。長篇短詠，寓其悲憤，皆寄意恢復。
【簡介】放翁詞，又名渭南詞、放翁長短句，宋陸游撰。原收入渭南文集，名長短句，爲游淳熙十六年手定。其詞一掃纖豔，不事穿鑿，雄快處別具盤旋頓挫之姿，飄逸時又不乏沉鬱深婉之至。【撰述】陸游生逢北宋滅亡之際，父陸宰，通詩文、有節操，北宋末年出仕，南渡後，因主張抗金受主和派排擠，遂居家不仕。母唐氏乃北宋宰相唐介孫女，亦門名望族。游少時受家學，志在恢復中原，惜時南宋主和派獨攬大權。因受秦檜排斥而仕途不暢，又因善詞章，孝宗時賜進士出身。游一生筆耕不輟，托興深微，遣詞雅雋。早年專以「藻繪」爲工。中年入蜀，年六十四罷官東歸，投身軍旅，不忘恢復。其懷才不遇，坎坷動盪處境，使之文風大變，寫景狀物，吊古抒情，宏肆奔放，不乏激蕩昂揚之氣，充滿戰鬥氣息及愛國激情。晚年蟄居故鄉山陰，趨向質樸沉實，清曠淡遠，流連光景，時有蒼涼人生感慨。游之詞不如詩，然亦有自家面目。其詞風不主一格，〔訴衷情〕：「當年萬裏覓封侯，匹馬戍梁州。」豪邁雄健，〔釵頭鳳〕紅酥手：「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悽楚愁苦，亦有閒適、壯志難遂。游作詞喜用典故，遍讀唐人遺藉，取其意以爲之。又有書卷氣，屏除纖豔，清真絕俗，逋峭沉都，而出以平淡之詞。【體例】收詞一百三十首，分調編排，長篇短詠，寓其悲憤，皆寄意恢復。【著者】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以蔭入仕，曆樞密院編修，幕游粱、益，居蜀九年乃歸。晚知嚴州，詔同修國史兼秘書監，以寶文閣待詔致仕。早有文名，才華橫溢，其爲中興之冠，人呼爲小太白，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南宋四大家」。亦工於詞，纖麗處似秦觀，雄快處似蘇軾，超爽處似辛棄疾。游一生創作頗豐，據汲古閣所刻陸放翁全集，計有渭南文集五十卷「錄入蜀記六卷，詞二卷」；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古近體詩九千一百三十八首」；放翁遺稿三卷；南唐書十八卷；老學庵筆記十卷；家世舊聞八則；齋居紀事三十六則。另有續筆記二卷、高宗聖政草一卷、陸氏續集驗方二卷、感知錄一卷、清尊錄一卷、緒訓一卷、放翁家訓等。【論贊】劉克莊：放翁長短句，其激昂慷慨者，稼軒不能過。朱熹：放翁老筆尤健，在當今推爲第一流。【四庫】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放翁詞一卷，毛晉所刊放翁全集內附長短句二卷。此本亦晉所刊，又並爲一卷，乃集外別行之本。據卷末有晉跋云：「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載長短句二卷，尚逸一二調。章次亦錯見，因載訂入名家」云云。則較集本爲精密也。游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填詞乃其餘力。故今所傳者僅及詩集百分之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時掉書袋，要是一病。楊慎詞品則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平心而論，游之本意，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韓侂胄喜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號滿頭花者索詞，有「飛上錦裀紅皺」之句。今集內不載。蓋游老而墮節，失身侂胄，爲一時清議所譏。游亦自知其誤，棄其稿而不存。南園閱古泉記不編於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終不能禁當代之傳述，是亦可謂炯戒者矣。【底本】四庫全書本。【版式】每葉版心有「欽定四庫全書」六大字，「放翁詞」三小字。【行格】半葉八行，二十一字。【梓行】詞集自爲長短句序，後命其子遹刊入渭南文集，分二卷，錄詞一百三十首。明毛晉汲古閣廣搜精取，采弘治本、正德本精心校勘，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後出轉精，並詞集爲一卷單行，四庫全書收錄。【端題】提要處有「詞曲類一 詞集之屬」。卷首有「宋陸游撰」。
晁氏琴趣外篇
清初影宋抄本
收詞一百五十七首。其詞格調豪爽，語言清秀曉暢，近蘇軾，而趨於淒壯沉咽。又多傷春惜別、相思憶舊之作，即景言情，以詞言志抒懷。
晁氏琴趣外篇，又名晁無咎詞。宋晁補之撰。陶淵明詩云：「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琴趣外篇乃南宋時書商對部分詞集稱謂。補之有雞肋集七十卷，其稿爲元祐中補之自輯，然非定本，因詞不入集中，故曰「外篇」。直齋書錄解題載長沙坊刻百家詞本晁無咎詞一卷，世善堂書目同，今不傳。今傳晁補之詞，俱從宋刻本晁氏琴趣外篇出。宋刻原本已不存，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初影宋抄本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景刊宋金元明本詞即據以影刊，收詞一百五十七首。明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本晁氏琴趣外篇六卷，亦從宋本出。其跋語稱詩余不入集中，故名外編，分爲六卷。與書錄解題皆不合，未詳其故。本書以清初影宋抄本校對，注入專名符以區別人名、地名、年號、朝代、作者。補之之詞格調豪爽，語言清秀曉暢，近東坡。王灼碧雞漫志言：「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致得其十七」。其不喜作豔語，寫歸隱生活，多有真情。以詞言志抒懷，舉凡贈人懷友、詠物抒懷、山川風物、田園風光、隱居之樂、遷謫之苦皆能入詞。其迷神引開拓詞境，頗似辛棄疾。補之，字無咎，號歸來子。早年從父端友游宦杭州，攜文謁蘇軾，深得嘉許。其散文語言凝練、流暢，風格近柳宗元。詩學陶淵明，頗有歸隱之意。其詞格調豪爽，語言清秀曉暢，近蘇軾。補之詞寫景、詠花、贈和、悼亡而外，多寫貶謫生涯和田園風光，不作綺豔語。蘇軾稱其「于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其」。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與張耒並稱晁張。著有雞肋集、晁氏琴趣外篇等傳於世。
东坡乐府
元延佑七年叶辰南阜书堂刻本
錄東坡所作詞二百八十四首，凡六十八調，分調編排。其詞風多雄健激昂，頓挫排宕，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語言音律上亦有創新，是謂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
《东坡乐府》，苏轼词集，通行本分二卷。全书收录苏轼平生词作三百余首，涵盖他从杭州通判到儋州贬谪的各个时期。这部词集以诗为词、以文入曲，把词从歌筵酒席的附属品提升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文体。【编撰】《东坡乐府》这个书名中，“乐府”是词的古代称呼。词本来配合音乐歌唱，所以宋代人编辑词集，常用“乐府”“长短句”“琴趣外篇”等名称。苏轼的词集在宋代流传时，名称并不统一，有的称《东坡长短句》，有的称《东坡乐府》，有的干脆叫《东坡词》。“东坡”则是苏轼被贬黄州以后给自己起的号。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当时词体虽然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但内容仍然局限在男女相思、离愁别恨的范围。柳永用慢词铺叙，把词的篇幅拉长了，但题材没有根本突破。苏轼继起之后，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变：他把诗的题材拿过来写词，把诗的境界引入词中，把诗的说理方式化入词中。于是，身世之感、古今之思、山水之乐、禅机之理，全都能写进词里。词从此不再是歌女的专利，而成为士大夫心灵的整体表达。《东坡乐府》而是后人将他平生词作汇集而成。北宋时已经有《东坡词》的辑本在民间传抄，但去取不一。南宋初年，曾慥编《东坡先生长短句》，收集东坡词三百多首，是较早的辑本。稍后又有傅幹作《注坡词》，成为东坡词注家的始祖。不过这些本子都是按词牌分类编排，没有依照写作年代。直到清末朱祖谋取宋元旧本，参照史传诗文，考定每首词的写作时间，编成编年本，东坡词的创作先后才大致清晰起来。苏东坡填词，始于嘉祐末年，而大盛于黄州。早年在杭州通判任上，多作小令，还带着花间词的遗风。等到乌台诗案以后，被贬黄州，躬耕东坡，与渔夫樵夫来往，感慨更深，词境更阔。《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等千古名篇，都写于黄州。那几年可以说是他词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时期。晚年贬到惠州、儋州，作品渐少，但天风海涛般的气概，反而趋于平淡深远。苏轼自己说过：“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他不屑于步柳永后尘，而要另辟天地，这句话最能看出他的词学抱负。【体例】《东坡乐府》通行本二卷，每卷之下按词牌编排，同一词牌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全书收词约三百四十首，使用词调一百余种。卷上开头多收小令短调，如《浣溪沙》《菩萨蛮》《虞美人》《西江月》《临江仙》《蝶恋花》等。这些调子承袭了五代宋初的传统，但在苏轼手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每个词牌下面，各收数首到数十首不等。比如《浣溪沙》一调，收了四十多首，每首都有题或序，像“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簌簌衣巾落枣花”之类，用来标明写作缘由。卷下则多收长调慢词，如《水调歌头》《念奴娇》《满江红》《水龙吟》《永遇乐》《贺新郎》等。这些长篇大调，从柳永以后才流行起来，苏轼拿来抒写怀抱，气象一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首，题为“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寄托对弟弟苏辙的思念，而境界高远，成为中秋词的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首，题作“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气势之壮，为词史前所未有。每首词下，多有词题或小序，长的百余字，短的几个字。这些题序或记事，或述感，或明旨，与词文互相配合，也是东坡词的一大特色。比如《定风波》一词，序中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寥寥数语，就把苏轼处变不惊、随遇而安的胸襟表现出来了。全书约三万字，每首词短的三四十字，长的百余字。编排虽然按词牌，但同一词牌内，大致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读者按调阅读，既能看出苏轼对某个词调的熟练程度，也能在同一词调中看到他前后风格的变化。不过这种编排也有不便之处：苏轼一生的创作历程，不能一目了然。【序跋】《东坡乐府》的序跋，南宋已经出现，而清代和民国之际最为丰富。南宋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有曾氏自跋，说明他辑录的缘由，大意是说东坡词世间流传很多，但有的次序错乱，有的混入了伪作，于是他取善本校勘异同，定为这一编。这是东坡词辑本最早的序跋。南宋傅幹《注坡词》有傅氏自序，说东坡词用典广博，寓意深远，不加以注释就无法阐发其中的奥妙。这是为东坡词作注的开端。元延祐七年，叶曾在云间刻本上作序，说他得到宋本而刊刻，希望东坡乐府从此有了善本。这篇序是元代刻本仅存的序跋。明毛晋汲古阁刻《宋六十名家词》本，有毛晋跋语，记他据宋本刻入丛书的经过。毛跋称赞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读之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话虽简短却极中肯。清光绪间，朱祖谋编年本问世，有朱氏自序，详细考订东坡生平，据以编次，并说明他参校各本异同的体例。这篇序是《东坡乐府》编年研究的里程碑。近人龙榆生撰《东坡乐府笺》，书前有一篇长篇序论，对东坡词的版本、编年、风格都做了精详的论述，是现代东坡词研究的纲领性文字。【著者】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苏轼从小聪颖过人。仁宗嘉祐二年，他和弟弟苏辙同登进士第，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辙的文章，感叹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轼的名声从此震动京城。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但仕途坎坷，屡遭贬逐。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反对，触怒当权者，被外放到杭州做通判，后来又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御史李定等人摘取他的诗文，诬告他诽谤朝政，将他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子了结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一转折，不仅是他一生最大的磨难，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大幸运。“东坡”这个号，就是在黄州时起的。元祐初年，哲宗年幼，高太后听政，起用旧党，苏轼回朝，一路升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他因为直言不讳，又遭新党排挤，再次外放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年间，新党重新掌权，苏轼连遭贬斥，先后被贬到惠州、儋州，渡海到了海南，进入蛮荒之地。徽宗即位后大赦，他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苏轼一生，在诗、文、词、书法、绘画上都堪称第一流。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文章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并列为“唐宋八大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的开山祖师。他填词始于杭州通判任上，大放于黄州之后。乌台诗案以后，身世之感、人生之思，全都寄托在词里。东坡词中最上乘的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苏轼对词，虽然以余力为之，但成就极高。他的高妙之处，在于用词写心，用词见道。读他的词，如同面对哲人，如同见到处士。词到了东坡手中，才真正成为士大夫的词。晁补之曾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这句话最得东坡词的神髓。苏轼自己也说过：“平生三不如人，谓著棋、饮酒、唱曲也。”所以他的词偶尔有不完全协律的地方，这正说明他把词当作心灵的载体，而不是曲调的奴隶。【论赞】从北宋到现在，评论东坡词的人，历代不乏名家，推崇的言辞也日益隆重。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段话虽然认为东坡词不是词的“本色”，但实际上是感叹其精巧至极，不是贬低。李清照《词论》说：“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话虽然近乎讥讽，但“学际天人”四个字，实在是对东坡词最准确的评价。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段论述最为精当。“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两句话，说尽了东坡对词史的贡献。胡寅《酒边词序》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这段文字，是东坡词的千古定评，后世论者无不引用。金代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推崇到了极点。明代杨慎说：“东坡词，雄快处似太白，清逸处似渊明，其兼取诸家之长而自成一体，古今一人而已。”清代王士祯说：“东坡居士词，空前绝后。”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东坡词，横而不流，豪而不放，于超旷之中，寓深婉之致。”近代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又说：“词至东坡，一洗绮罗之习，而开豪放一派，此词史上一大转捩也。”龙榆生说：“东坡词，于豪放中见沉着，于超逸中见真率，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综合历代评论，对于东坡词“以诗为词”“一洗绮罗”“开辟新境”这三点，论者从来没有异议。他对词史的功绩，实在不在诗史和文坛之下。【价值】《东坡乐府》的文献价值，首先在于保存了东坡词最完整的面貌。宋代词人的集子，大多经过后世的增删，而东坡词从一开始就有多个辑本，后世又不断补遗。朱祖谋编年本出来以后，对每首词的时代、本事、异文都做了考订，使东坡词的研究在文字校勘和年代考证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不过各本之间异文仍然不少，有待继续整理。在学术地位上，《东坡乐府》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词从五代到宋初，以婉约为正宗，格局不大。东坡以诗人的笔触、哲人的思考、书法家的才情融入词中，使得词的境界为之大开，词的地位为之提高。他的“以诗为词”实践，不仅改变了词的风格，也改变了词的功能：词不再是酒席歌喉之下的小技，而成为士大夫可以抒情言志、寄托怀抱的体裁。辛弃疾的悲壮、张孝祥的清雄、刘过的粗豪、刘克庄的雄肆，都从东坡而来。甚至姜夔的清空、吴文英的密丽，也间接受其影响。所以论词史的人，都把东坡当作分水岭：东坡以前的词和东坡以后的词，截然不同。总之，《东坡乐府》的价值，不在于每一首词都完美无缺，而在于它开了一代风气，立了词体的新格局。拿着这一部词集，就能看到北宋词学的转折、士大夫词的崛起、豪放派的形成。它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无穷无尽。【版本】《东坡乐府》的版本，以宋本为最古，元刻为最善，清末编年为最精。北宋时，东坡词已经单独流传，但都是传抄本，如今已看不到。南宋初年，曾慥编《东坡先生长短句》，是今天所知最早的辑本。这个本子分二卷，另有拾遗一卷，收词三百多首。如今有明代抄本存世，藏于上海图书馆。南宋还有傅幹的《注坡词》，是最早的注本，原本早已失传，近人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了若干条。元延祐七年，叶曾云间刻本问世。这个本子据宋本精刻，二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这是现存最早的东坡词刻本，文字最好，旧藏汪士钟艺芸书舍，后归钱谦益绛云楼，再归汪氏振绮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世人称它为“元延祐本”或“云间本”。明代最重要的刻本是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毛晋据宋元旧本重刻，在文字上做了不少校订，但也有随意改动的地方。不过这个本子流传最广，明清两代读者大多靠它读到东坡词。清光绪间，朱祖谋取元延祐本为底本，参校毛本和明抄本，并根据史传诗文考定词作年代，编成《东坡乐府》编年本，共三卷，附校记。这是东坡词研究最大的里程碑。朱氏校勘的精审、编年的详确，被后世奉为准则。近世最通行的本子，是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这个本子以朱祖谋编年本为底本，增入郑文焯、张尔田等人的批语，又为每首词作笺注，考其本事，释其典故，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经过修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是目前研读东坡词的首选。另外薛瑞生有《东坡词编年笺证》，校勘详细，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也颇为精审。如果论善本，当以元延祐叶曾本为最古最好。这个本子是现存最早的刻本，文字最接近宋本原貌，学者可以通过影印本看到它。如果追求编年的精当、考订的详实，朱祖谋编年本是最佳选择。如果要阅读方便、笺注完备，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是当代的首选。三个本子合起来用，就没什么遗憾了。【金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见卷一《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见卷二《念奴娇·赤壁怀古》。“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见卷一《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见卷一《江城子·密州出猎》。“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见卷二《定风波》。“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见卷二《卜算子》。“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见卷二《蝶恋花》。【适读】《东坡乐府》适合的读者，首先是研究词史和宋代文学的人。东坡是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要弄清词体的演进、豪放派的形成、士大夫词的崛起，必须精读这部词集。其次，研究苏轼本人的人也应该读。东坡一生历经荣辱沉浮，他的心路历程往往寄托在词中，读他的词就能了解他的人。再次，诗词创作者可以从中取法。东坡词在技法变化、风格转换、题材开拓上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他“以诗为词”“无事不可入”的方法，对今天的填词者仍然很有启发。最后，任何喜欢读古人深心的人，都适合读东坡词。词中有豪情，有深情，有悲情，有旷达之情，读它就像和千古第一等人物对话，能得到精神上的滋养。阅读《东坡乐府》之前，最好先了解苏轼的生平。他的词大多因事而作，与经历密切相关。如果不知道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惠州儋州之谪，就很难理解词中的深意。可以先读《宋史·苏轼传》或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其次，要了解一些宋代词乐的背景。东坡词有协律和不协律的分别，知道词和音乐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再次，要用好的本子。最好选用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它的笺注清楚明白，对每首词的本事、典故、年代都有考证，便于学习。阅读的次序，可以先看编年本的目录，把东坡生平分成几段：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为前期，黄州为中期，元祐在朝和再出知州为后期，惠州儋州为晚期。然后按这个分期，挑选各时期的代表作来读。前期可以读《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记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几首是东坡词的发端，已经体现出豪放与深情并用的风格。中期可以读《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些黄州作品是东坡词的巅峰，豪放、清旷、深婉，各有极致。后期可以读《蝶恋花·花褪残红》《行香子·清夜无尘》《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等，在平淡中见深味。最后可以通读全编，观察他词风的演变，由清新而入豪放，由豪放而入超旷，由超旷而入平淡，就像看江水从三峡而下，直到大海，气魄越来越大而波澜越来越平。读东坡词，要注意三件事。一是他的“以诗为词”方法，看他在词中如何抒情、言志、说理，可以和他的诗对照着看。二是他用典的巧妙。东坡博极群书，用典而不黏滞于典，像盐溶入水中，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三是他的旷达精神。东坡在逆境中，常常用词来排解自己，比如“一蓑烟雨任平生”“人间有味是清欢”“此心安处是吾乡”，都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的超越。善于读书的人，应当在这些地方体会他人格的伟大。如果拿这部词集和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一起读，就能看出豪放派两位大师的异同：东坡的豪放，旷达而能雅正；稼轩的豪放，雄壮而能沉郁。拿它和柳永的《乐章集》对读，婉约与豪放两派的对比就一目了然。拿它和东坡自己的诗文集对读，诗词文三体互相印证，更能看到苏轼文学的全貌。善于读书的人，取精用宏，优游涵泳，一定能从东坡词中得到许多收获。
碧鸡漫志
明抄本
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次列二十九曲，詳述其得名之由來、歷代聲歌之遞變。論詞推崇豪放，然亦不排斥婉約派詞作。是書搜羅豐富，用力甚勤，見解精闢，有其獨到之處。
《碧鸡漫志》者，南宋王灼所撰词曲论著也，凡五卷。是书论述上古至唐宋歌诗乐曲之源流衍变，详考古今曲调词牌之得名本末，而归于“词须协律”“声依永”之旨。大旨以词为燕乐之歌诗，当依曲而作，不可离声而独存。其考辨也，精审详赡，引据繁富；其议论也，通达持平，不主门户。是书为宋代词学论著之最古而最完整者，于词乐关系、词调源流之研究，具有不可替代之价值，治词史、音乐史者莫不宗之。【编撰】《碧鸡漫志》之名，取义于成都之碧鸡坊。成都，王灼尝寓居之地也。碧鸡坊者，唐宋间成都西南之街坊，名见杜甫《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为当时歌楼酒肆、乐人歌妓聚集之处。王灼客居成都，日与乐工歌者游，闻见既多，乃就胸中所积，随笔而书，名曰“漫志”。“漫志”者，随手记录、不拘格套之谓也。故书名合而言之，犹言“碧鸡坊中所闻词曲之漫录”。或谓“碧鸡”为成都古地名，源出《汉书·郊祀志》金马碧鸡之神，久而成坊名。是书无别名，惟后世或简称《漫志》，或题《王晦叔碧鸡漫志》，以别于他书。王灼生当宋室南渡之际，京洛旧乐，渐就沦亡，而江南新声，方兴未艾。词之一体，经唐五代入宋，已由歌者之曲进而为文人之艺，名家辈出，而于词之源流、曲调之本末，则尚无人系统论述。王灼于此有感焉。其自序云：“予闲居是坊之碧鸡，日与诸老酬酢，或听歌者歌古曲，因窃记其本末，以成此书。”盖欲为词曲之学留一史料，不使其湮灭无闻。是书之撰，历时甚久。据书中所记，有绍兴十五年、绍兴十九年事，则成书当在绍兴十九年以后，或至绍兴二十年间。王灼此时年已老，故自序有“追念少时，从故家遗老，得闻先世旧乐”之语。其撰述也，既取材于前代典籍，如《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又旁采唐宋人诗文集、笔记杂说，更以亲所闻见于蜀中歌乐者为证。凡一曲一调，必考其得名之由，述其流变之迹，辨其声律之归属。积年成帙，遂为五卷。其书之出，在南宋中后期已颇为词家所称。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皆受其影响。元明以降，词学衰微，此书几晦。清初朱彝尊、厉鹗等重振词学，始复表出之。四库馆臣著录于集部词曲类，极力推许。自此以后，治词者莫不置之案头。【体例】是书五卷，卷各有所重，而以词曲之源流、曲调之考证为两大端。卷一为总论，凡三十余则，论歌曲之起源与流变。先述上古歌诗之兴，自《诗经》之六义、《楚辞》之九歌，下及汉魏乐府、六朝新声、唐代燕乐，条分缕析。次论词与诗、乐府之分合，提出“词乃诗之余，而歌曲之变”之核心命题。又论及宋初以来词家之盛，于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周邦彦等，各有评骘。此卷为全书理论之纲。卷二续为总论，凡二十余则，偏重音乐方面。论古乐与燕乐之别，宫调与词调之关系，五音、七均、十二律相生之次，以及唐代教坊曲、大曲、法曲之类。其论“今之曲子，即古之乐府”“声依永，律和声”，皆词乐之本。此卷与卷一互为表里，合观则王氏词乐思想之全貌可见。卷三为曲调考证之始，考《霓裳羽衣曲》《凉州》《伊州》《甘州》《六幺》等大曲之得名及流变。每曲之下，先记其来源，或为西凉乐，或为西域乐，或为宫廷新制；次考其曲调之特点，如《霓裳羽衣曲》为法曲之精品，《六幺》为琵琶曲之代表；再述其在宋世之演变及与词调之关系。引据赡博，考证精审。卷四续考曲调，录《兰陵王》《虞美人》《念奴娇》《雨霖铃》《清平乐》《菩萨蛮》《西江月》《浣溪沙》《蝶恋花》等常用词牌，每一调考其得名、创调、入词之始末。如考《念奴娇》乃唐天宝中歌妓念奴所创，考《菩萨蛮》为唐宣宗时女蛮国入贡而作，皆能溯其本原。卷五为卷四之续，兼及杂论。考《水调歌头》《贺新郎》《满江红》等调，又附论各家词之得失。其论苏轼“以诗为词”，谓“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此语遂成千古定评。又论李清照词“当世词家，无出其右”，亦为最早之女性词人之评。全书约三万余言，各卷篇幅不甚相均。卷一、卷二为论，卷三至卷五为考，论者明其义，考者实其事，义事相资，体用兼备。其编排先总后分，先论后考，先古后今，先大曲后小调，颇有条理。各卷之中，无标题分节，而依所论所考之对象，自然分段。此种体例，与宋人笔记相近，而内容之系统、考证之专精，又远过之。【序跋】《碧鸡漫志》序跋，以王灼自序为最古。王灼自序，撰于绍兴年间，首言“予闲居是坊之碧鸡，日与诸老酬酢”，次述著书之由，末言“不敢以闻于人也，录而藏之，以备遗忘”。其辞谦抑，而意甚自重。此序为全书之总纲，亦为王氏词乐思想之引论。宋人无他序跋。元明刻本罕见，序跋亦稀。明末毛晋汲古阁刻《碧鸡漫志》，有毛氏跋，谓此集“于词曲之源流，考之甚详，实词家之《百官志》”。语虽简而甚当。清乾隆间，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有鲍氏校刊序，详述版本流传及校勘始末，称“王晦叔此书，为词学之渊海，非徒一家之私言”。此为清人表彰此书之最早序跋。《四库全书》馆臣有提要，于其源流得失，论之极精。提要曰：“是编详述曲调源流，上溯开天，下迄南宋，于声律之变故、词调之变迁，考之甚详，为词家必读之书。”又曰：“其书虽曰‘漫志’，而考证精核，在宋人笔记中，实罕其匹。”近人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入此书，有校记。任半塘著《词学研究》，于王氏之论多所引证。今人整理本，有岳珍《碧鸡漫志校正》，200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序论一篇，于版本源流及王氏词乐思想皆有详考，为近世研究之作。【著者】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四川遂宁人也。生卒年不详，约当北宋末至南宋初，与李清照、曾慥、向子諲同时而稍后。灼举进士，尝官于蜀中，后隐居成都碧鸡坊，以著述自遣。灼博学多通，于经史、音律、词曲、小学皆有研究。其为人也，恬淡自守，不慕荣利。绍兴中，曾慥帅蜀，雅重其才，尝与商榷音律。灼又精于糖霜之术，著有《糖霜谱》，为中国制糖业之最早专书。然使其名传后世者，端在《碧鸡漫志》一书。灼于词学，非独考据之功，亦有创论之识。当南宋初，词坛方盛，而于词之本质，众说纷纭。灼独以为词乃“燕乐之歌诗”，其根源在音乐而不在文字。故其论词，首重声律，于“倚声填词”之本义，反复致意。然亦不废文辞之美，于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诸家，皆能平心而论，不以门户自囿。其自序云“予于词，或有所得，辄记于篇”，其治学之勤，可见一斑。灼尝自述少时闻见，谓“予幼时从先人游宦，得闻故老道宣和间旧事，及汴京歌乐之盛”。南渡以后，故老凋零，旧乐沦胥，灼乃发愤著书，以存文献。其于唐五代两宋词调之考索，多取材于《教坊记》《乐府杂录》《旧唐书·音乐志》等，然非徒抄旧说，而时以己见折衷，或纠正前人之误。如考《霓裳羽衣曲》非玄宗梦游月宫所作，乃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所进，此于后世音乐史研究，至关重要。灼之生活，清贫自甘。绍兴间，客居成都，与歌者乐工游处，不以为耻，反以为乐。其碧鸡坊之居，尤为词曲家所津津乐道。其为人与著述，皆有超然拔俗之致。《碧鸡漫志》之外，尚有《颐堂词》行世，词风清丽，与其论词之旨相合。【论赞】自宋迄今，评骘《碧鸡漫志》者，代不乏人，而推许之辞，与日俱隆。宋人张炎《词源》曰：“王晦叔《碧鸡漫志》，于词调源流，考之最详。”又曰：“其论词须协律，实为后学之圭臬。”沈义父《乐府指迷》亦推其考证之功。元明间，此书不甚显。然如杨慎《词品》，论词调之源，多引其说。清初朱彝尊《词综·发凡》曰：“论词调之原流者，以王灼《碧鸡漫志》为最。”厉鹗《绝妙好词笺》亦屡引之。四库馆臣推许尤至，以为“在宋人笔记中，实罕其匹”。清季词学复兴，此书之价值愈显。况周颐《蕙风词话》曰：“王晦叔论词，以声律为根本，以文采为枝叶，其识见在宋诸家中最为透辟。”又曰：“读《碧鸡漫志》，如行山阴道上，词乐之胜，目不暇给。”郑文焯曰：“此书于燕乐之变、词调之原，如指诸掌，治词学者，不可不熟读。”王国维《唐宋大曲考》，于大曲之结构，多本于王灼之考述。近人任半塘著《唐声诗》，于《碧鸡漫志》之音乐史价值，极为推崇，谓“唐五代音乐史料，赖此书而存者，十之三四”。唐圭璋曰：“王灼此书，于词乐关系之论述，在宋代无出其右者。”吴梅《词学通论》亦谓：“宋人论词之书，以王灼《碧鸡漫志》为首。”要之，历代论者，于其考证之精、识见之通，皆无异辞，其为词学与音乐史学之双璧，固已昭然。【价值】《碧鸡漫志》之文献价值，首在保存唐宋音乐史料之丰富。唐代燕乐，为词体之母，而唐人关于燕乐之专书，如《教坊记》《乐府杂录》，或为碎片，或已残缺。《碧鸡漫志》广征博引，将二书及《旧唐书·音乐志》等所记曲调资料，与宋世流传之词调相参证，使唐五代音乐之若干史实，赖以不坠。如考《霓裳羽衣曲》之源流，考大曲与词调之关系，考《念奴娇》《菩萨蛮》《雨霖铃》等调之得名，皆极精审。后世之治唐宋音乐史、词史者，莫不以此书为入门之钥。学术地位上，《碧鸡漫志》为宋代词学论著之祖。其前虽有李清照《词论》、晁补之《词评》等散篇，而皆不如此书之系统完整。王灼以“词须协律”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词乐理论，于词之本原、词与诗之别、词调之源流，皆有深刻之阐述。其论苏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不仅为东坡词之定评，亦为宋人对豪放词派之最早正面肯定。其论“词乃诗之余，而歌曲之变”，则道出词与诗、乐府、燕乐之关系，为后世词体正变之争之源头。此书之于词学，犹如《文心雕龙》之于文论，《诗品》之于诗学，皆属开创性著作。其局限性亦有可言者。一者，书成于南渡以后，王灼所据之唐五代音乐资料，多系二手，未能亲见唐代乐谱，其关于燕乐宫调之论述，时有推测之辞，未可尽信。二者，其论词重声律而轻文采，于词之文学性有所忽略，此其偏至。三者，书中引据虽博，而于所引文献，时有未注出处者，学者欲为覆按，或感不便。四者，五卷之中，卷三至卷五之曲调考证，详于常见之调，而于僻调小令，或多遗漏。然此皆小疵，未足以掩其大功。要之，《碧鸡漫志》之价值，在乎其为词学树立一重考据与理论并重之传统。后之词家，或专于考据，或长于批评，而能兼之者鲜。王灼以一人之力，于词乐之学，既考其源流，复明其义理，使此书成为宋代词学之最高典范，亦中国音乐史研究之重要基石。【版本】《碧鸡漫志》版本，以明本为最古，清刻为最精，而宋元旧本未见著录。宋代原本，据王灼自序，当为五卷，然宋刻本今已无存。元刻本亦未见。明初，《永乐大典》曾收录此书，今仅存残卷。明刻本，今存最要者为明嘉靖间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栏。此本为今存最早之刻本，世称嘉靖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入《六十种曲》附集，有毛氏跋。万历间，《说郛》本有节录，非全帙。清乾隆间，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以明本为底本，参校诸书，校勘精审，为有清一代最通行之本。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双鱼尾。鲍氏于书中缺脱之处，据《说郛》及他书辑补，并作校记。四库全书本，据鲍本抄录，略有校订。光绪间，有《四部丛刊》本，据明本影印。近世整理本，以岳珍《碧鸡漫志校正》为最精。此本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参校鲍本、《说郛》本及唐圭璋《词话丛编》本，校勘详赡，注释简明，200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收本，以鲍本为主，而附校记，亦便研究。若论善本，当以明嘉靖本为最古，虽不无讹字，而最存原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校勘精审，为二百年来通行之善本，学者得以研读，可获其精。今人如欲深入研究，则岳珍《校正》本为甲观，其于各本异同，皆有详注，极便校读。初学入门，亦可用岳本。【金句】“词乃诗之余，而歌曲之变也。” 见卷一。“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见卷五。“今之曲子，即古之乐府也。” 见卷二。“声依永，律和声，此歌曲之本也。” 见卷二。“《霓裳羽衣曲》，本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所进，非玄宗游月宫所作也。” 见卷三。“当世词家，无出其右。” 见卷五，评李清照语。“凡歌曲之初，皆出于民间，而文人为之润色焉。” 见卷一。【适读】《碧鸡漫志》之读者，首推治词学、音乐史者。是书为宋代词乐关系论述之最古最完整者，凡研究词体起源、词调流变、燕乐宫调者，不可不读。次则治唐宋文学者，其论词之本质、评骘诸家，皆属第一手资料，可补正其他文献之缺。三则诗词创作者，其论词须协律、声依永之说，于今日填词者，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则好古代音乐、好典故者，书中考证数十种曲调之得名与流变，读之如听一部唐宋音乐小史，饶有趣味。读是书须有前提者三：一曰略知词史。是书所论，以词曲为中心，于唐宋词人词作多有涉及。初学宜先读《中国词史》或《宋词三百首》之类，于词之基本概念有初步了解。二曰粗通音律常识。王灼所论，涉及五音、七均、十二律、宫调、大曲、法曲等专门知识。若不略知乐律之大概，读之或觉扞格。可先参读吴梅《词学通论》或任半塘《唐声诗》之相关章节。三曰知版本异同。是书各版本之间文字有出入，宜用岳珍《校正》本，于异文之取舍，皆有考校。阅读次第，宜先读卷一、卷二之总论部分。此二卷为王氏词乐思想之纲，于词之起源、词乐关系、历代歌曲流变，皆有宏观之论述。读时可先浏览一过，把握其大旨。次读卷三至卷五之曲调考证部分。此三卷为全书之主体，于具体曲调之考证，最见王氏功力。可依自己兴趣，选读若干调。如对唐代大曲感兴趣者，可先读卷三《霓裳羽衣曲》《六幺》诸条；对词牌得名感兴趣者，可读卷四、卷五中《菩萨蛮》《念奴娇》《水调歌头》诸条。每条读毕，当试着总结该曲调之源流脉络，看王氏如何运用史料，如何下断语。读时当注意数事：一曰王灼虽重声律，然亦不废文辞，其于苏轼、李清照之评，皆极公允，不可因“重声律”三字而将其视为偏狭之人。二曰书中引古书处，宜随手检核原书，既以见王氏之学，亦以纠其偶疏。三曰其考证之方法，往往先列旧说，再示己见，中间以“予按”“今考”等语为转捩，读时当留心其逻辑。若以是书配张炎《词源》读之，则南宋词乐理论之两大体系，皆可了然。配段安节《乐府杂录》读之，则唐代音乐史料，可两相参证。配《教坊记》读之，可明唐代教坊曲与宋词之关系。配《词话丛编》所收宋人词话读之，则宋代词学之全貌，皆在于此。善读者，以《碧鸡漫志》为根，旁及诸书，则词乐之学，思过半矣。
芦川词
宋刻本
收元幹詞一百八十餘首，有數首系他人詞誤入。上承蘇東坡，下啟辛棄疾，開南宋愛國主義詞派之先。其詞多清麗宛轉之作，南渡後轉為慷慨悲涼。
【簡介】蘆川詞，又名蘆川居士詞，張元幹撰。人稱元幹長於悲憤，憂時傷亂、譴責群奸，皆形諸吟詠。及讀花庵、草堂所選，寫景詠物，又極嫵秀之致。【撰述】張元幹生於兩宋之交，書香門第，爲張睦九世孫。初爲太學上舍生，以忠義自許，金兵圍汴，秦檜當權，入李綱麾下，堅決抗金，力諫死守。惜壯志難酬，受秦檜迫害，削籍下獄，檜卒方出。晚年漫遊江浙一帶，客死異鄉，卒贈正議大夫。元幹善詞翰，用字多有出處，其上承蘇東坡，下啟辛棄疾，開南宋愛國主義詞派之先。送胡詮邦衡、贈李綱伯紀〔賀新郎〕兩詞，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又以此二詞坐是除名，其剛風勁節，足以使懦夫有立志。是集以此二闋壓卷，蓋有深意。元幹詞多清麗宛轉之作，南渡後轉爲慷慨悲涼，感時撫事、登臨懷古、送別贈答，托物言志，皆寄寓家國之痛。【體例】收元幹詞一百八十餘首，有數首系他人詞誤入。【著者】元幹，字仲宗，自號真隱山人，蘆川居士，長樂閩侯人。向子諲之甥。生於元祐六年，仕宦之家，方少壯時，掛冠謝事，四十一歲致仕。早歲問道于了齋先生，學詩于東湖居士，凡所遊從，皆名公勝流。元幹有志於學，以文章學問馳譽宣、政間，官將作大匠，志尚林壑。徽欽二帝被擄，遂避難南方。紹興中，力主恢復中原，坐以詞送胡銓，忤秦檜，得罪除名，削籍下獄，檜死方出。爾後漫遊江浙等地，客死他鄉，紹興末尚在，約壽七十餘。歸葬閩之螺山。元幹工詩文，然以詞著稱，有蘆川歸來集已佚大半。與張孝祥稱爲南宋初「詞壇雙璧」。【論贊】蔡戡：蘆川「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間寓於歌詠。」【四庫】宋張元幹撰。元幹有蘆川歸來集，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其詞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一卷，與此本合。案紹興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銓謫新州，元幹作賀新郎詞以送，坐是除名。「考宋史胡銓傳，其上書乞斬秦檜在戊午十一月，則元幹除名自屬此時，毛晉跋以爲辛酉，殊爲未審，謹附訂於此。」又李綱疏諫和議，亦在是年十一月，綱斯時已提舉洞霄宮，元幹又有寄詞一闋。今觀此集，即以此二闋壓卷，蓋有深意。其詞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氣。然其他作，則多清麗婉轉，與秦觀、周邦彥可以肩隨。毛晉跋曰：「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庵、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可謂知言。至稱其「灑窗間惟稷雪」句，引毛詩疏爲證，謂用字多有出處。則其說似是而實非。詞曲以本色爲最難，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稷雪」二字，拈以入詞，究爲別格，未可以之立制也。又卷內〔鶴沖天〕調本當作〔喜遷鶯〕，晉乃注云「向作〔喜遷鶯〕誤」，今改作〔鶴沖天〕，不知〔喜遷鶯〕之亦稱〔鶴沖天〕。乃後人因韋莊〔喜遷鶯〕詞有「爭看鶴沖天」句而名，調止四十七字。元幹正用其體。晉乃執後起之新名，反以原名爲誤，尤疏於考證矣。【底本】宋刻本。【板框】高二十點二厘米，寬十三點五厘米。【版式】每葉版心有「功甫」二大字，疑是仲宗別字。版式疏朗，字大悅目，取廢紙刷印，審是冊籍「收糧案牘」，每葉紙背大半有字跡，蓋宋時廢紙多直錢。【行格】半葉七行，行十三字。【序跋】卷後有黃丕烈跋。【收藏】嘉慶間爲陳竹廠所得，後歸鐵琴銅劍樓瞿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瞿氏藏書或捐或售，瞿氏有六種珍貴善本出售時，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先生委託丁福保先生購買後捐贈北京圖書館，此宋刻本蘆川詞即爲六種之一。【鈐印】扉頁有中華再造善本印。卷首有北京圖書館藏印。另有恬裕齋印，朱文方印等。
东莱吕紫微诗话（紫微诗话）
百川学海本
凡八十九則，記呂氏家世舊聞及江西詩派軼事。書中偶涉經義，或及雜文，間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與竹坡老人詩話合集）
【簡介】記聞及敘錄宋代詩人軼事，兼具詩論。宋詩有流別，實始此集。【撰述】又稱紫微詩話、東萊詩話、呂東萊詩話，宋呂本中撰。呂本中，又稱紫微郎，故詩家稱呂紫微，是詩話亦以紫微名。本中曾歷師事楊時、游酢、尹焞，而在尹氏門下最久，亦從學於劉安世、陳瓘，受到其學影響，並傳其家學，故學術淵源頗博。爲江西詩派之中堅，推崇黄庭堅、陳師道，兼重李白、蘇軾，學源出豫章，而所論不主一家，亦不主一格。強調學前人詩，須獨專執著於一人，熟讀觀摹，方能有異於衆人。書中皆述其家世舊聞，及友朋新作，書中偶涉經義，或及雜文，間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體例】凡八十九則，記呂氏家世舊聞及江西詩派軼事，經義雜文亦偶涉，論詩僅於詩句品評。【著者】呂本中，生於北宋神宗元豐七年，卒於南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初名大中，字居仁，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壽州人，呂公著曾孫，好問子，少以蔭補承務郎。紹聖間，以元祐黨人子弟免官。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為泰州士曹。宣和六年，擢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紹興六年，自直秘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後以與趙鼎關係密切，忤秦檜，被劾罷職，卒於上饒，賜謚文清。著作有童蒙訓三卷，紫微雜說一卷，官箴一卷，春秋集解三十卷，紫微詩話一卷，東萊詩集二十卷。【論贊】王灼：其詞「佳處」亦「如其詩」。【四庫】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本中歷官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故詩家稱曰呂紫微，而所作詩話亦以紫微爲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諸條，偶涉經義；秦觀黃樓賦諸條，頗及雜文；吳儔倒語諸條，亦間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其學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是始。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而是編稱述庭堅者惟「範元實」一條，「從叔知止」一條，「晁叔用」一條，「潘邠老」二條，「晁無咎」一條，皆因他人而及之。其專論庭堅詩者，惟「歐陽季默」一條而已。餘皆述其家世舊聞，及友朋新作。如橫渠張子、伊川程子之類，亦備載之，實不專於一家。又極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互，盡日靈風不滿旗」一聯，及嫦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不主於一格。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昆、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觀於是書，知其初之不儘然也。王士禎古夫於亭雜錄曰：「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蔥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辨證，何也？」今考南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淪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則杲之但有食韭事，實不云薤。晉書庾亮傳載：「亮啖薤，因留白。陶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則惜薤實庾亮事，與杲之無關。此士禎偶然誤記，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證乎！【底本】百川學海本。【版式】左右雙欄，雙魚尾，版心處上題書名下鐫頁碼。【行格】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
竹坡老人诗话
百川学海本
評論歷代詩歌之作。書中盛贊陶潛、杜甫、蘇軾詩作。品評考訂古今詩篇為主,其詮次高下,抑揚品第,頗有見地。（與紫微詩話合集）
【簡介】記唐宋詩人軼事，評論歷代詩歌優劣。論詩多采江西詩派之言，側重格律字句。【撰述】又名竹坡詩話、周少隱詩話。宋周紫芝撰。品評詩歌優劣，考釋詩歌語辭，兼具記事。其論詩主江西詩派，對黃庭堅所說學古及點化深爲護惜。又重點化之功，講求詩法及煆煉，然時有爭一字出奇之病。亦主自然平淡，以絢爛歸於平淡爲貴，盛贊陶潛、杜甫、蘇軾詩作，往往留意於字句運用。考證品評多所可取之處，然謬誤亦不少，歴代詩話考索及二老堂詩話均有辨駁。各家褒貶不一。【體例】凡八十余條，多記唐宋詩人軼事，品評詩歌優劣，考釋詩歌語辭。考訂古今詩篇爲主，其詮次高下，抑揚品第，頗有見地。【著者】周紫芝，字少隱，號竹坡居士，宣城人。高宗紹興十二年，中進士。十五年，爲禮、兵部架閣文字。十七年，爲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歴任樞密院編修官、右司員外郎。二十一年，出知興國軍，後退隱廬山。與李之儀、呂好問、呂本中、葛立方以及秦檜等善，曾向秦檜父子獻諛詩。約卒於紹興末年。著有太倉稊米集、竹坡詩話、竹坡詞。【論贊】鄭樵：自唐以前，爲詩者皆不知何謂題，何謂品第，周紫芝竹坡詩話所載，乃與韓昌黎同。【四庫】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倉稊米集，已著錄。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辨金鎖甲一條，稱紫芝詩話百篇，此本惟存八十條。又山海經詩一條稱竹坡詩話第一卷，則必有第二卷矣。此本惟存一卷，蓋殘闕也。必大嘗譏其解綠沈金鎖之疏失。又譏其論陶潛「刑天舞幹戚」句勦襲曾紘之說。又譏其論譙國集一條，皆中其失。他如論王維襲李嘉祐詩，尚沿李肇國史補之誤。論柳宗元身在刀山之類，亦近於惡諢。然如辨嘲鼾睡非韓愈作，辨留春不住詞非王安石作，辨韓愈調張籍詩非爲元稹作，皆有特見。其餘亦頗多可採。惟其中李白、柳公權與文宗論詩一條，時代殊不相及。此非僻人僻事，紫芝不容舛謬至此。殆傳寫者之誤歟？【底本】百川學海本。【版式】左右雙欄，雙魚尾，版心處上題書名下鐫頁碼。【行格】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序跋】卷後有論兼跋，書於丁亥年。【梓行】州教官戴文舉，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陸子東，併勉鏤板於郡閤，蓋即初刊本，時紫芝已卒。
庚溪诗话
百川学海本
凡八十一則，先載宋累朝御制，記宋代與漢、唐帝王詩語，後泛記宋代詩人詩作，亦間及詞。其言語頗爲犀利，有獨到見解之處。（與六一詩話、劉攽貢父詩話合集）
【簡介】記宋代及前代帝王之作，論唐宋詩人作品，所論皆具有矩矱。【撰述】宋陳岩肖撰。記其於靖康間游京師天清寺事，猶及北宋之末。先載宋累朝御制，附以「漢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即曆敘宋代與漢、唐帝王詩語，後泛記宋代詩人詩作，亦間及詞，各爲評騭。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相接，頗能得其緒餘，記帝王詩事，評帝王作品，不盲目誦聖，頗具已見。記唐宋詩事多翔實，且時辨證。至遺篇佚句，綴述見聞，亦間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其言語頗爲犀利，有獨到見解之處。【體例】凡八十一則，分上、下卷，上卷先記宋代與漢、唐帝王詩語，後言及杜甫、蘇軾。下卷則泛記宋代詩人詩作，亦間及詞，頗多遺篇佚句正賴其免於湮沒。【著者】陳岩肖，字子象，號西郊野叟，婺州金華「今屬浙江」人。靖康中，曾遊京師天清寺。汴京失陷，其父亦遭難。南宋高宗紹興初，官於建康。紹興八年賜同進士出身，以任子中詞科。二十五年，由秀州教授改諸王公大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爲禮部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駐房公事。孝宗乾道元年，除秘書少監，二年，權工部侍郎。三年，知台州。官至兵部侍郎。【論贊】記帝王詩事，評帝王作品，不盲目誦聖，頗具已見。【四庫】宋陳岩肖撰。岩肖字子象，金華人。父德固，死靖康之難。紹興八年，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此編記其於靖康間游京師天清寺事，猶及北宋之末。而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孝宗爲今上皇帝，光宗爲當今皇太子，則書當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已六十年，蓋其晚年之筆。卷首先載宋累朝禦制，附以「漢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卽歷敘唐、宋詩家，各爲評騭。而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相接，頗能得其緒餘，故所論皆具有矩矱。其中如趙與賓退錄所稱虞中琳送林季仲詩，殊嫌陳腐。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蔡肇睦州詩「疊嶂巧合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句，實爲杜牧之詩，亦間舛誤，然大旨不詭於正。其論「山谷詩派」一條，深斥當時學者未得其妙，而但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以爲江西格，尤爲切中後來之病。至遺篇佚句，綴述見聞，亦間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宋末左圭嘗輯入百川學海中，但題西郊野叟述，而佚其名氏。明胡應麟筆叢據中間論皇太子作詩一條，自題其名，始考定爲岩肖所作。然吳師道敬鄉錄已云岩肖著庚溪詩話，具有明文，不待應麟始知矣。【底本】百川學海本。【版式】左右雙欄，雙魚尾，版心處上題書名下鐫頁碼。【行格】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
刘攽贡父诗话（中山诗话）
百川学海本
凡六十則。以筆記體記敍舊聞軼事爲主，偶涉考證，間或言及神異，詼諧，內容蕪雜。（與六一詩話、庚溪詩話合集）
《中山诗话》一卷，宋刘攽撰。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人，与兄刘敞并称“二刘”，博洽名一世，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此书与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并称宋初三家诗话。全书凡六十余则，以记事为主，兼涉考证、诙谐、杂谈，诗学上主张“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推崇怨刺功能，于北宋诗坛掌故及佚诗保存有功。四库馆臣称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虽不及欧、马二家之精，然“学问最有根柢”，非空谈说诗者可比。【编撰】《中山诗话》之书名，取刘攽郡望“中山”而题。刘攽为临江新喻人，然其族望出中山，故后人以郡望追题，以别于他家诗话。四库馆臣辨之曰：“此本名曰中山，疑本无标目，后人用其郡望追题。”宋人所引，多称《刘贡父诗话》，贡父乃其字，故此书别名《刘贡父诗话》，亦省称《贡父诗话》。此书之撰，约在熙宁至元祐间，即刘攽晚年任职馆阁、与一时名士往还论诗之时。刘攽兄弟以博洽名世，而吟咏不甚著，惟此论诗之语独传。其书承欧阳修、司马光诗话记事之绪，而别具面目：欧公以“资闲谈”为旨，温公以“补遗”为务，贡父则兼记事、考证、诙谐于一身，于诗坛掌故之外，旁及方言、隐语、训诂、地理古迹、蹴鞠、酒文化等杂谈。其论诗之核心，见于“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一条，以为“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并讥世人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者“翻成鄙野可笑”。又批判“人多取佳句为句图”之风，谓其“特小巧美丽可喜……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凡此皆可见其史家之识见与耿介之个性。【体例】全书一卷，约六十余则（通行本六十六则，各本条目略有出入）。不分章节，以随笔体连缀成书，每则长短不一，短者数十字，长者二百余字。各则内容，大略可分数类：一为诗坛掌故与轶事，如记太宗赐诗、宋宜献挽诗用事精当、梅昌言送夏竦诗刻石等；二为品评诗人诗作，如辨僧惠崇“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实为唐人旧句，又记梅圣俞爱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而细较其瑕颣；三为阐发诗理，如“诗以意为主”条，为全书最精粹之论；四为辨正旧说，如论李商隐《锦瑟》为令狐楚青衣之名，四库馆臣讥其“颇为影撰”；五为嘲谑杂谈，如记刘子仪赠人诗“惠和官尚小，师达禄须干”被误读为“番僧达禄须干”之事，谐趣横生，然四库馆臣亦讥其“所载嘲谑之词，尤为冗杂”。其编排无序，随忆随录，与《六一诗话》同其体例。然刘攽身为史家，考证之处往往有据，如辨“师也辟”误作“师也达”，虽馆臣谓其“漫无驳正，亦不可解”，然亦可见其留意于字句之实。【序跋】《中山诗话》原书无正式序跋。后世丛书所收，如《百川学海》本、《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等，间有编者题识，然多述刊刻源流，于内容无所发明。四库全书所收，据江苏巡抚采进本著录，馆臣提要为此书最早之系统评价。提要考辨书名之由来、卷数之歧异、内容之得失，虽间有可商之处（如以《文选类林》属刘攽、以刘攽郡望为中山，今人已有辨析），然“体兼说部”之目，实为后世论此书者所宗。近现代整理本中，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所收《中山诗话》，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校以他本，为通行之善本。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于此书亦有考订，可资参考。【著者】刘攽（1023—1089），字贡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人。庆历六年与兄刘敞同登进士第。仕途偃蹇，在州县任地方官达二十年，后受欧阳修、赵概推荐入馆阁，又因与御史王陶有夙憾而遭排挤，仅得馆阁校勘。熙宁年间升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学校贡举改革，与当权者不合。元祐间官至中书舍人，卒于任。刘攽博学多通，尤精于史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委以汉史部分，其贡献为世所公认。苏轼、王安石对其均有极高评价，王安石称其“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攽性诙谐，好嘲谑，尝坐是为马默所弹，此性格亦渗透于《中山诗话》之中，故书中嘲谑之词较多，四库馆臣谓“殆性之所近，不觉滥收”。其诗文今存于《彭城集》中，诗凡一千二百余首，长律尤见功力，然为诗名所掩，后世知者不多。《中山诗话》为其论诗之语，虽篇幅无多，而史家之根柢、文士之谐趣，皆在其中。刘攽在元祐诸人中“学问最有根柢”，此书之价值，正在于学问与闲谈之间。【论赞】四库馆臣于《中山诗话》提要中，先辨其书之疏失：论李商隐《锦瑟》为影撰，论“赫连勃勃蒸土”不确当，解杜诗“功曹非复汉萧何”为晁公武所纠，开卷第二条误“师也辟”为“师也达”而漫无驳正，所载嘲谑之词尤为冗杂。然馆臣终以持平之论作结：“北宋诗话惟欧阳修、司马光及攽三家号为最古。此编较欧阳、司马二家虽似不及，然攽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此论既列其疵，复定其位，为历代评骘此书之准的。今人研究亦承此绪。有学者指出，《中山诗话》“以独特的体例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诗歌史料，蕴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诗以意为主”之说、“怨讽喻”之论、“知音难觅”之叹，皆于宋代诗学有开创之功。又因其成书较早，书中保存了不少今日已佚的诗歌及文坛掌故，于北宋诗坛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价值】《中山诗话》之文献价值，首在于其保存北宋诗坛掌故与佚诗。书中所记太宗赐诗、宋宜献挽诗、梅昌言送夏竦诗、潘阆题钟楼诗等，多为他书所不载或记载有异，可资考证。僧惠崇“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实为唐人旧句一事，尤可见宋初诗坛取资前人之一斑。其次，其诗学主张“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在北宋三家诗话中独标一义。欧公重“意新语工”，温公重“意在言外”，贡父则直指“意”为诗之主，文词为次，三者合观，可见北宋前期诗学重心之所在。其批判“句图”取巧、推崇“雄材远思”，亦针对当时诗坛风气而发。其局限性亦显：一、书中杂糅大量与诗无关的嘲谑杂谈，四库馆臣已讥其“冗杂”；二、考证间有疏失，如论《锦瑟》、解杜诗之类；三、所记多身边见闻，于 broader 诗坛之涵盖有限。然此皆不足以动摇其作为宋初三家诗话之一的地位。【版本】《中山诗话》之版本，以《百川学海》本为最古。明弘治刻本《百川学海》收此书，为现存较早之本。明代毛晋刻入《津逮秘书》，流传渐广。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据江苏巡抚采进本著录，馆臣详加校订。此外尚有《说郛》本（节录）、《历代诗话》本（何文焕辑）、《萤雪轩》本等，各本条目数量及文字略有差异。近现代通行本，以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最为便用，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校以他本，标点排印。若论善本，当以明《百川学海》本为较古而可靠。普通读者研读，用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即可。【金句】“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 见《中山诗话》论诗条。“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 见《中山诗话》论句图条。“知心赏音之难如是。” 见《中山诗话》引欧阳修论梅圣俞语后之叹。“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 见所记僧惠崇诗，实为唐人旧句。“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 见所引严维诗，梅圣俞爱之，刘攽细较其瑕颣。“惠和官尚小，师达禄须干。” 见所记刘子仪赠人诗，误读为“番僧达禄须干”事。“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 见所记景祐初赐诗落句，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适读】《中山诗话》适合的读者，首先是研究宋代诗学与诗话发展的学者。此书与《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并称宋初三家诗话，三书合观，可见诗话一体在北宋前期的形成与展开。其次，研究刘攽其人其学者，此书虽为论诗之语，却处处可见其史家之博洽与文士之谐趣，是理解刘攽精神面貌的重要材料。第三，喜欢北宋诗坛掌故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到许多正史不载的轶事与佚诗。阅读此书之前，最好先读《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三书体例相近，旨趣各有侧重，先读欧、马二家，再读贡父，方可见其承续与变异之处。其次，应具备一定的古典诗歌阅读能力。书中论诗多引佳句，若能熟悉所引诗篇，读来更有会心。第三，需对书中“冗杂”之处有所准备。此书杂糅大量与诗无关的嘲谑杂谈，不必逐条细究，择其论诗精要者读之即可。阅读次序上，建议先读“诗以意为主”一条，把握其诗学核心。然后读论“句图”一条，见其对当时诗坛风气的批判。再读所记诗坛掌故诸条，感受其史家笔法与谐趣。若以《中山诗话》配合《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对读，可见北宋三家诗话各自的面貌；配合《石林诗话》《后山诗话》对读，则可见诗话一体在宋代的展开与演变。
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
百川学海本
凡二十八則，以論文為主,而兼記本事。記北宋及唐人詩語，有敍述詩壇掌故，記詩人軼事，摘評詩句，考訂文字等。（與劉攽貢父詩話、庚溪詩話合集）
《六一诗话》一卷，宋欧阳修撰。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自号六一居士，集平日论诗之语以资闲谈，遂成此书。全书凡二十八则，多记北宋诗坛轶事、诗人佳句及欧公与梅尧臣诸人论诗之语，兼及字句考订与诗病指摘。其书以随笔体记诗事，开宋人诗话之先河，为现存最早以“诗话”为名之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编撰】《六一诗话》之书名，取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而冠之。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释其号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以自号名书，明其晚年闲居所作。此书别名《六一居士诗话》，或省称《诗话》，后世亦有题《欧公诗话》者。此书之写作，据其自题一行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知为熙宁四年欧阳修致仕退居汝阴以后所作，越一岁而卒，实为其晚年最后之笔。关于此书之渊源，旧说多据张邦基《墨庄漫录》，以为欧阳修有《杂书》一卷，即《诗话》之前身。然今人考辨，张邦基所见《杂书》九事，实与欧阳修文集所收《试笔》篇文字相同，非《诗话》之底本。相比之下，《归田录》与《诗话》关系更为密切，其主体乃集《归田录》删稿而成，至于编为专书而以“诗话”名之，则在熙宁五年夏秋之际的可能性最大。此书之出，正值北宋诗坛风气转变之际。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主持风雅数十年，晚年退居，追忆平生论诗之乐，随手记录，不事雕琢。其所记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论，成为宋代诗学之核心命题；其记陈从易补杜诗“身轻一鸟过”一字之难，亦为后世炼字之典范。书虽小而含蕴甚富，非徒资闲谈而已。【体例】《六一诗话》一卷，全书约五千言，共二十八则。不分章节，以随笔体连缀成书，每则长短不一，短者数十字，长者二三百字。各则内容，大致可分为数类：一为记诗人轶事，如记李文正公进挽歌词之误、仁宗朝达官慕白乐天体而语涉容易、梅尧臣赋河豚诗之工；二为记诗人佳句，如九僧诗“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周朴“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三为记论诗之语，如梅尧臣论“意新语工”与“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为全书最精粹之部分；四为记字句考订，如陈从易补杜诗“身轻一鸟过”一事；五为记诗病，如讥贾岛哭僧诗“焚却坐禅身”为“烧杀活和尚”。其编排无序，随忆随录，正合“以资闲谈”之旨。然开卷首则即辨李文正挽歌词“五回朝上帝”之误，可见欧阳修虽曰闲谈，于史实字句之间，仍不失学者严谨本色。其论诗之语，多借梅尧臣之口道出，全书涉及梅圣俞者达七则之多，可见二人论诗相得之深。【序跋】《六一诗话》原书无正式序跋，卷首仅有欧阳修自题一行：“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此一行实为全书之自序，寥寥十四字，道尽著作之缘起与态度。明代毛晋刻入《津逮秘书》，书后有毛晋跋，辨陈师道谓欧阳修不喜杜甫诗、叶梦得谓欧阳修力矫西昆体二说之非，称“毛晋后跋所辨亦公论也”。毛跋又记欧阳修自道“知圣俞诗者莫如修”，而二人所赏往往相左，叹“知心赏音之难如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一著录此书，馆臣提要考辨其成书年代为“熙宁四年致仕以后所作，越一岁而修卒，其晚年最后之笔也”，又指出书中“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误作周朴诗（实为杜荀鹤《唐风集》所收），九僧之名遗其八，司马光《续诗话》乃为补之，断为“记忆偶疏”。【著者】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人，生于绵州。四岁而孤，母郑氏画荻教之，以芦荻画地学书。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欧阳修为北宋文坛宗主，苏轼称其“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其于散文，继承韩柳而力矫其险怪之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于诗，力矫西昆体之浮艳，开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于词，亦有开拓之功。又独撰《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新唐书》，于史学贡献尤巨。其识拔人才，王安石、曾巩、三苏父子皆出其门下或受其荐引。《六一诗话》乃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后所作。此时他已致仕归老，远离朝堂纷争，追忆平生与梅尧臣、苏舜钦诸人论诗之乐，随手记录，故其书无高头讲章之气，而有长者闲谈之风。欧阳修论诗，重“意新语工”，重“穷而后工”，重自然含蓄，皆于书中片言只语间流露。其记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语，实为宋代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石。【论赞】《六一诗话》为诗话体之开山，历代论者于此书之地位，皆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称：“诗话莫盛于宋，其传于世者，以修此编为最古。其以论文为主，而兼记本事。诸家诗话之体例，亦创于是编。”此论从文体源流着眼，确立其开创之功。《重编国语辞典》亦谓：“开诸家诗话的先例，宋诗话传于世者，以此书为最古。”可为定论。明毛晋跋辨二说之非，称“公论也”。清人论诗话者，多以此为宗。近人郭绍虞《宋诗话考》于此书成书问题有详细考辨，虽于《杂书》前身之说有所修正，然于其开山地位则确认不疑。今人研究宋代诗学者，无不以《六一诗话》为起点，其“意新语工”“穷而后工”诸说，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核心范畴。【价值】《六一诗话》之文献价值，首在其为诗话体之开创之作。此前论诗之作，或为专论如《文赋》《诗品》，或散见于笔记、书札之中，未有以“诗话”为名而汇为一编者。欧阳修以随笔体记诗事、论诗艺，开有宋一代诗话之先河，此后《续诗话》《后山诗话》《石林诗话》等继起，诗话遂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之重要体式。其体例之开创，功不可没。其次，书中保存了大量北宋诗坛之轶事与佳句。九僧诗、周朴诗、郑谷诗等，赖此书而存其片段。梅尧臣论诗之语，亦赖此书而传。对于研究北宋诗歌创作与批评之实况，此书为第一手材料。其局限性亦须指出：一、书中偶有记忆之疏，如“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误属周朴，九僧之名遗其八，四库馆臣已辨之；二、全书以“资闲谈”为旨，体例散漫，非系统之诗学著作；三、所论多及身边交游，于 broader 诗坛之涵盖有限。然此皆不足以损其开山之作的崇高地位。【版本】《六一诗话》之版本，以宋刻为最古，然今已不存。现存最早者为明刻本及明清诸丛书所收本。明代毛晋刻入《津逮秘书》，书后附毛晋跋。此本流传较广，为明清之际通行之本。此外，《百川学海》本、《说郛》本等亦收此书，然或为节本，或文字有异。清代《四库全书》据江苏巡抚采进本著录，馆臣详加校订，撰有提要。乾隆四十二年恭校上。此本为后世通行之基础。另有《历代诗话》本（何文焕辑）、《宋诗话辑佚》本等。近现代整理本中，以郭绍虞《宋诗话考》所附校点本、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较为通行。若论善本，当以明《津逮秘书》本为较古而可靠。普通读者研读，用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即可。【金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见第二十一则，梅尧臣语。“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见第二十一则，梅尧臣语。“身轻一鸟过。” 见第二十则，陈从易补杜诗事，欧阳修叹“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 见第二则，讥达官慕白乐天体而语涉容易。“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 见第三则，写京师士大夫罕获宴游之乐。“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 见第四则，写两京实事。“知圣俞诗者莫如修。” 见毛晋跋引欧阳修自道语。【适读】《六一诗话》适合的读者，首先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宋代诗学的学者。此书为诗话体之开山，其“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诸说，为宋代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凡研究宋诗与宋代文论者，不可不读。其次，喜欢古典诗歌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大量北宋诗坛的轶事与佳句，感受欧阳修与梅尧臣诸人论诗时的风趣与识见。第三，研究欧阳修其人其学者，此书为其晚年最后之笔，最见其闲居心境与论诗旨趣。阅读此书之前，最好对北宋前期的诗坛背景有所了解。西昆体之浮艳、白体之容易、晚唐体之清苦，是欧阳修与梅尧臣诸人所面对的诗学语境。了解这一背景，才能真正理解书中“意新语工”之说的针对性。其次，应具备一定的古典诗歌阅读能力。书中论诗多引佳句，若能熟悉所引诗篇，读来更有会心。第三，可将此书与《归田录》对读，二书皆欧阳修晚年所作，一记诗事，一记朝野杂事，合观可见其晚年心境之全貌。阅读次序上，建议先读卷首自题一行，把握“以资闲谈”的著作态度。然后通读全书二十八则，不必求系统，随兴翻阅即可。其中第二十一则梅尧臣论诗之语，最为精要，可反复细读。读时不妨将欧阳修所记之事与自己的读诗经验相印证，看他所赏的“意新语工”在今日是否仍能成立。若以《六一诗话》配合《诗品》《文心雕龙》对读，可见中国诗学从六朝到宋代之演变；配合《石林诗话》《后山诗话》对读，则可见诗话一体在宋代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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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方论（新编金匮方论、新编金匮要略方论、金匮要略方）
四部丛刊景印明古今医统正脉本
凡二十五篇，載疾病六十余種，方劑二百六十二首。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並療婦人，乃仲景大量採集民間驗方而成。林億取其以雜病爲主之文，另採各家方書中轉載仲景治雜病醫方及後世醫家良方，分類附於每篇之末，編校整理。
难经集注（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
四部丛刊景印佚存丛书本
約六萬字，十三篇，按脈診、經絡、臟腑、疾病、腧穴、針法等編次。凡計列八十一難，每難之下列五家注說，多處引用「黃帝內經」等經典醫籍及其他經史書籍之文。又附圖二十三幅，每卷之末附有音釋。
黄帝素问灵枢经
四部丛刊景印明赵府居敬堂刻本
凡九卷，八十一篇，非一時一人之作，續有增補。古本皆佚，史崧以家藏之「內經靈樞」九卷，參照諸古書，加以校釋及音釋。所論與「素問」同，惟詳於經絡、針灸記述，對針刺治病與針刺麻醉作理論上探討。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素问、 重刻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四部丛刊景印明顾氏翻宋本
「素問」原九卷,古書早已亡佚。王冰據全元起「內經訓解」編次註釋，釐爲二十四卷，計八十一篇。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又林億采漢唐書錄古醫經數十家，敘而考正，孫兆改誤，此後流傳均以此本爲祖。
齐民要术
四部丛刊景印明钞本
凡九十二篇，合大字七萬餘，小字夾註約四萬。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所記載農業生產技術，顯示中國當時農業生產水準。是中國古農書至今保存最早、最完整之農業科學著作，亦是世界農業科學首部較系統之作。
韩非子
四部丛刊景印黄尭圃校宋本
凡五十五篇，十余萬言。爲韓非謝世後，其徒收拾編次而成，並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觀此書，明司馬之意，知韓子之文，暢無情之法治，有所本矣，堪稱先秦寓言之最。
邓析子
四部丛刊景印明初刻本
漢以前流傳不詳，至西漢末劉向校書，以相校除復重，爲二篇，曰無厚、轉辭。今本二篇並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属掇拾之本。轉辭篇強調君王對官員控制，無厚篇乃民本反映。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於法家爲近。
商子
四部丛刊景印天一阁刻本
原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六篇，內第十六篇刑約有目無書，第二十一篇禦盜亡。所收之文或爲上秦王之節奏，或爲政論，或追述變法過程。闡發法家重農戰、刑罰之政治主張。
管子
四部丛刊景印宋刻本
劉向校定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爲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內容龐雜，錄儒、道、法、名、兵、農、縱橫、陰陽各家思想及天文、輿地、歷數、經濟和農業等百家之學。
司马法
四部丛刊景印宋钞本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現僅殘存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五篇，釐爲三卷。「武經七書」之一，成於戰國中期，輯錄古代軍法、軍禮、軍事條例、條令等典章制度，存其用兵、治兵法則及三代出師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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