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写董仲舒，大体继承了刘向的眼光，以政事为主，重点在收录其有益天下的策奏，至于述其生平事迹，则逸笔草草。“天人三策”是武帝所问治国之策，董仲舒为江都相、胶西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求雨和止雨，以化治称，均为政治行为，整篇传记甚少言及学术。当然这也是《汉书》诸传的基本体例。《汉书》为儒生立传，主要考量其在汉代政治中的意义。不论是陆贾、贾谊、晁错，还是公孙弘、倪宽、萧望之，都是从其有补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选择的。特别是贾谊、晁错、董仲舒三传，基本上就是三人政事策奏的编选，这些策奏都是直击汉代政治要害，并提出了与汉代政治全局和走向相契合的重要建议。贾谊之于《礼》和《左传》，晁错、倪宽之于《尚书》，董仲舒、公孙弘之于《春秋》，萧望之之于《齐诗》和《论语》，都颇为关键，但《汉书》略略言其仿佛，甚至别述于《艺文志》《儒林传》。可见五经学术统序，并非《汉书》为这些儒生立传之主旨。列传乃本纪之纬，自然是以编织政事为主。

《汉书》的写作本就和刘氏父子存在渊源关系，汪春泓《史汉研究》发乎其微，揭示出《汉书》部分内容很可能源出刘氏父子，其部分论断虽然略显大胆，但颇多启发。他在《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一文中说：“董氏借助阴阳，为汉儒谲谏论政，建立起话语模式，《史记·儒林列传》称颂其人‘以修学著书为事’，他无疑是刘向的精神偶像，理论先驱。”汪先生所论即便不能考实，但《汉书》的写作和刘向、刘歆父子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点，还是不难判断。特别是《董仲舒传》，相比《史记·儒林列传》除了略微补充了一些董仲舒的事迹外，其主体就是新增的“天人三策”。如果我们略作翻检，即可发现除了刘向、刘歆父子和《汉书》外，其他两汉文献中几乎看不到董仲舒政治意义的描述。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推重董仲舒，应该是魏相发其端，而刘向至乎极。

魏相发掘前代故事，整理出了贾谊、晁错、董仲舒的奏议。而刘向校书，所获尤多。《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诸子略”有《董仲舒》123篇。这些文献均为秘府所藏，性质上属于奏议一类，所以大部分为议政文献。司马迁未见这些材料，故《史记·儒林列传》没有提到董仲舒资政之事。《汉书·董仲舒传》则补充道：“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有益天下”四字，并非虚言，而是刘向阅读了139篇董仲舒文书之后的判断。

故不论从立传还是内容看，《汉书·董仲舒传》的格局主要是刘向奠定的。班氏在赞语中引述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不同评价，也正显示出了这种因袭关系。班氏所引刘向的评价，很可能可来自诸子略《董仲舒》123篇的叙录。叙录一体本有作者小传，且刘向多参考《太史公书》，那么事实上刘向校书时，已经在叙录中撰写了一个基于《史记·儒林列传》的“董仲舒传”，此传或为《汉书·董仲舒传》之前身。《汉书》在东汉中后期已经是西汉历史的主要研读对象，其架构也是后人进入西汉时代的方便法门，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下，董仲舒成为一代儒宗，并引导了儒术独尊的发生，就自然成了基本的常识。
此外，刘向对董仲舒的推举，应该还与洪范五行学的兴起密切相关。《汉书》列传的陆续写作，大约从刘向时代开始到章帝时期结束，这正是谶纬和五行流行的时期。刘向撰《洪范五行传论》，虽然祖述伏生、夏侯胜，但他真正尊崇的恐怕是董仲舒。董仲舒的灾异书被刘向纳入了洪范五行学的体系里，并因此进入《汉书·五行志》。同时董仲舒以灾异言天道，以天道制皇权的理路，应该也是刘向特别看中的一面。

自魏相时儒生地位的提升，到刘向校书，西汉政治权力格局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外戚又重归权力中枢，但以刘向为代表的的儒生群体却有意无意地重塑了西汉时代的历史叙事结构，通过强化儒生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使得贾谊、董仲舒等人的地位变得极为重要。这种历史叙事结构也是后来人理解西汉乃至战国历史的先见和常识。

进而言之，《汉书》受到了宣帝以来儒学价值观和叙事风格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对汉代历史做了一定程度的儒学化再造，从而脱离了客观性的叙事轨道，具备了文学化的特质。这一特质使得《汉书》的意义，与承袭《春秋》的《史记》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上一般认为《汉书》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史记》。《汉书》相较《史记》，资料更为丰富，且文内矛盾较少，体系更为完整。但是如上所述，班固会对事件次序进行微调，以弥合史料之间的矛盾。这种改变原始材料以求统一的做法是否更具史料价值，是值得讨论的。《史记》对于早期史料，往往是汇纂而不加修润，并不重视史料的统一。《汉书》文本自身的统一和结构，则是班固特别重视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书》文本的制作更像是雕刻自身，在整体的格局上，写作者对文本的控制反而强过了《史记》。

作者：徐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