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今云南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选庶吉士，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居谏官四年，力持公允，言臣民痛哭八，李廷机为相不称职，由是遭忌恨荐诬他奸赃史记事、胡忻等十余人连章论救，帝不纳，元翰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贬刑部检校。再贬湖广按察知事。天启初、累升为刑部主事。被魏忠贤党弹劾，革职。庄烈帝即位，将召用，被尚书王永光所阻。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归，卒。

以敢言闻名，极言时政败坏。三十四年（1606），改吏科给事中，后升工科右给事中。他意气凌厉，以诤谏为己任，曾上疏痛陈八大时弊：一是皇帝长期不见辅臣，连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赓这样的重臣也三年不得见皇帝面；二是九卿严重缺额，有的官署竟连一个官员也没有，有的一个兼掌数印，以致政事因循苟且；三是北南两直隶省仅寥寥几名官员调入京城待任者累年不明确职司，御史出巡归来久不缴差，以至巡视地方再无人可派弄得有令不行，官员玩忽职守；四是钦定重新起用的废臣欠拖不得到职，让他们久居山野，日渐衰朽；五是九边驻军每年竟缺饷八十余万两，致使士卒挨冻受饿，丧失斗志，而十多万京城驻军每年糜响二百余万两，却大都是游手好闲、不能征战之辈；六是皇帝深居内宫，仅凭奏疏了解下情，使敢于直谏的臣工无可奈何；七是催收矿税的使者满天下，逼得民不聊生，怨声彻天，众心离叛；八是太子经年不思学习，只与宦官宫女亲近， 而对品德正派的人却疏远，全不为宗庙社稷着想。可惜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全不为皇 帝理会。皇帝下诏兴建三座宫殿，元翰上疏极力谏阻，使建殿计划搁置。

翰疏论政事，不畏权贵，不患得失，曾先后上疏弹劾过户部兼武英殿大学士首辅贯，礼部尚书李廷机、贵州巡抚郭子章、兵部侍郎萧大亨、副都御史詹沂、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桔、掌厂内官王道等人。廷推阁臣时，他曾上疏阻止黄汝良升吏部侍郎全天叙升南京礼部侍郎、萧大亨升两京兵部尚书、孙矿升吏部尚书。在给皇帝的奏章中， 他说：“大小臣工一心只想着得官，到了不顾嗤笑的程度。陛下不体恤人言，甚至连天地 谴告都悍然不顾。先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跟着变。陛下三十年培养的人才，一半为首 辅申时行和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所笼络，一半禁锢于沈一贯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赓。

元翰任言官四年，力持清议，直陈是非，但锋芒过露，毛举苛责，满朝皆畏其口， 终遭人诬。御史郑继芳弹劾他盗库银数十万两，接着又有十多人上疏围攻他，尽管也有些人为他保本，却不为皇帝理睬。元翰愤慨之极，尽搬其箱箧置于城门下，任凭官民检看，以证其清白，然后痛哭一场，弃官回乡。天启元年，皇帝曾下诏复其官职，为吏部尚书王永光所阻，后流落至南京，寓居十年而终。死时分文不名，蒙其友范凤翼（光禄 寺少卿）、黄正宾等为他料理丧事。著有《谏草》《凝翠集》，收入《云南丛书》。

《王谏议全集》是王元翰的诗文总集，是其诗文集的首次整理。因王元翰政治主张、政治遭遇，与丁元荐、姚希孟等东林党人交往，而常被引作东林党人，在明末之后，其气节、品行被《东林党籍考》《明诗纪事》《明史》等所称赞，成为其一生评价的主要取向；因其削籍后，寄情山水，与袁宏道、袁中道、钱谦益等文学名士交游，又被视作公安派、唐宋派等文学主张在云南文学史中的体现。因其奏议、诗文等有关云南边地事，是了解万历前后云南政治、风土人情等重要材料，因而《王谏议全集》在现存的云南明代文献中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