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列传》一卷，宋张栻撰。是编成于乾道二年（1166年），乃栻因父张浚抱憾而终、感怀兴复之志而作。其书摭拾《三国志》裴注及他书遗文，裒集而成，于武侯生平多所增益；而尤在义理之标举，以“正大之体”冠冕全篇，删去管、乐自比之语，斥陈寿为“私且陋”。其体在传记，其旨则在理学，实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历史人物之典范。此篇不载《南轩文集》，乃单行别出之本，宋刻今存上海图书馆，《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续编》递有景印。

【编撰】是编之撰，在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栻时年三十四，居长沙，主讲岳麓书院，而其父张浚新丧，遗恨未已。浚为南宋中兴名将，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隆兴北伐失利，为汤思退等主和派所沮，罢去，行至江西余干，病笃，手书谓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栻营葬甫毕，即拜疏孝宗，力陈不可与金人通和之议。此种激愤未平、家国同悲之心境，正是其为诸葛亮重作新传之直接动因。栻自述撰述之由，谓“每恨陈寿私且陋，凡侯经略次第，与夫烛微消患、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闇而不章，幸杂见于他传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是编之成，非欲增饰武侯事迹，乃欲“推明其本心”，以义理为经纬，重塑诸葛亮“正大之体”之形象。故其于《三国志》所载“自比于管仲、乐毅”之语，毅然删去，谓“侯盖师慕王者之佐，其步趋则然，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传者之误，故不复云”。此一取舍，最为后世所论，朱熹曾以此与栻反复辩难。此书不载于《南轩文集》，乃单行别出之本，从宋刊本影写传世。卷末附栻长跋一篇，述其义例及与朱熹论辩之辞，尤足珍贵。

【体例】是编凡一卷，不分章节。其以列传之体，序武侯生平，自隆中耕读、三顾而出，历赤壁、入蜀、托孤、北伐，迄于五丈原殁，叙次详备。然非如陈寿本传之平实简核，其文多所增益，尤于裴注所引他书遗文，采摭甚富。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谓其“摭拾旧闻，成此一卷，具明才学过于管乐，称其有正大之体”。传中所述前后《出师表》，字句与今传本间有异同，栻跋自称“徵自文献，不敢存疑”。是编约万三千余言。其版式行款，宋刻原帙今存上海图书馆，曾为文徵明、黄丕烈、刘承干诸家递藏。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入《十万卷楼丛书》，为后世通行之本。民国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续编》皆据宋本景印，流传遂广。

【序跋】是编所存序跋，可考者凡数种：

一曰张栻自跋，附于卷末。跋文备述撰传之旨，谓“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说盈天下，谋国者不复知正义明道之为贵”，而武侯“汉贼不两立”“死而后已”之言，乃“夏少康四十年经营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又述与朱熹论辩管、乐一事，谓“侯之所不足者，学也”，“然侯胸中所存，诚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此跋为研究是书义例及张、朱学术异同之关键文献。

二曰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清嘉庆间撰。其文考是书“不载南轩文集，乃从宋刊单行本影写”，谓其“考证极确”，“传中述前后出师表，与今所传字句间有异同”，末称“则其所见详明，必有古书足据矣”。

三曰《四库全书总目》未收是编，故无馆臣提要，唯阮元所撰《四库未收书提要》可补其阙。

【著者】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后迁衡阳。父张浚，南宋初名相，力主抗金。栻幼承庭训，颖悟夙成。长师胡宏，宏一见，即以孔门论仁之旨告之，称“圣门有人矣”。孝宗朝，以荫补官，历知严州、吏部侍郎、侍讲，出知静江府、江陵府，所至有治声。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谥宣。嘉定间赐谥，淳祐初从祀孔庙。栻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其学主“理”为世界本原，重义利之辨，谓“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其论学以致知为先，居敬为要，与朱熹反复辩难而深相推重。朱熹尝谓“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著《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文集》等，是编即其一，虽非其经学正书，然实寄托其家国怀抱与理学史观之重要篇章。

【论赞】历代论是编者，多推其义理之正，而亦有议其删削之失。

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称其“具明才学过於管乐，称其有正大之体”，“其所见详明，必有古书足据矣”。

近世论者谓是编为理学家亲自“下场”进行史学重构、建立义理化史学叙述之典范。其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以义理为取舍史料之准绳，凸显天理人心之交汇点以神化诸葛亮，皆体现了宋代理学化史学的根本立场。

然朱熹尝与栻争辩，谓不当删去“自比管乐”之事及诸葛亮为后主写申、韩等书之实，以为其学“未免乎驳杂”。后人亦谓删“管乐”之举于史学求真求实未必合理。然栻所重者，非汉末名实之辨，乃义利之别——其所重塑者，非三国时代之诸葛亮，乃南宋焕发新生之“坚守其正”之“真豪杰”。

【价值】是编之文献价值，首在博采《三国志》裴注及他书遗文，于武侯事迹多所裨补，可资校勘《三国志》本传之阙略。其中所述前后《出师表》字句异同，尤足为校勘之一助。其学术地位，则在理学化史学之典范意义。宋代理学家多重经而轻史，先义理而后证诸史，张栻则以史学写作将此义理化史观加以落实，非徒浮泛于史论史评而已。其以“义利之辨”统摄人物评价，以“正大之体”为武侯立传，于南宋以降诸葛亮形象之塑造影响深远。是编之局限，亦不可掩。一曰以义理删削史实，如去管、乐自比之事，与史学求真是原则未尽吻合。二曰书成于张栻早年，义理未臻圆融，朱熹已指其于武侯学术面貌之处理未尽妥当。然其立意之高、用心之苦，千载之下，犹足感人。

【版本】《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列传》版本源流甚明。

宋刻本为最早之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曾先后为刘汉英、文徵明、黄丕烈、刘体智、刘承干等大藏家鉴赏收藏。此本传世极稀，洵为海内孤本。

明《宛委别藏》本，为是编较早之传本，入清内府，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刻本以光绪五年（1879年）归安陆氏《十万卷楼丛书》刻本为最著。此本据宋本影写刊刻，校勘精善，流传较广。后《明辨斋丛书初编》亦收是编。

近世景印本，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刘承干借宋本影印入《续古逸丛书》为始，二十年（1933年）又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二本皆据宋刻原帙景印，存古本真面。台湾新文丰《丛书集成新编》本及中华书局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皆出《十万卷楼丛书》。

今推荐最善版本：一为《续古逸丛书》景印宋刻本（1923年），存宋刻真面，为版本校勘之根本。二为《四部丛刊续编》景印本（1933年），亦精善可据。若求通行易得，则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可备案头。

【金句】

“汉贼不两立。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卷末张栻跋引武侯语）张栻以此语为武侯“正大之体”之纲领，谓“此夏少康四十年经营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

“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说盈天下，谋国者不复知正义明道之为贵。”（卷末跋）栻自述撰传之旨，以义利之辨统贯全篇。

“予每恨陈寿私且陋，凡侯经略次第，与夫烛微消患、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闇而不章。”（卷末跋）栻为武侯重作新传之直接动机。

“侯盖师慕王者之佐，其步趋则然，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传者之误，故不复云。”（卷末跋）此即张栻删去“自比管乐”之论，为是编最显著之义理取舍。

“若侯者可谓有正大之体矣。”（卷末跋）此四字为全传标举武侯之核心评价，贯穿始终。

【适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列传》一卷所宜读者有三。一为研习宋代理学、史学思想之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博士研究生。是编为理学家亲自重构历史人物之典范之作，可与朱熹《通鉴纲目》并观，以见南宋义理化史学之实态。二为从事《三国志》及诸葛亮研究之学者，是编所采裴注及他书遗文，可资校补陈寿本传之阙略。三为三国文化及古典传记爱好者，其文辞古雅，议论精悍，篇幅短小而义蕴深长。读是编当先备前提。首须知张栻家世及其父张浚抗金未遂之遭遇，以明此书寄兴复之志于武侯之深意。次须知《三国志》陈寿本传与裴注之异同，以见栻所以取舍增益之由。又须知张栻与朱熹关于“管乐”一事之争辩，读之乃能知其义例所在，不为表面之删削所惑。阅读之法，宜循序以进。首取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一过，以明全书版本与价值大略。次读正文，与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观，校其异同增损之处。次读卷末张栻自跋，此为全书义例之纲领，尤当反复涵咏。全编既毕，可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及《朱子语类》中论武侯之语参读，以见南宋理学内部对诸葛亮评价之异同。

案头必备之书，当推《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刻本，存古刻旧貌。若求便读，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亦足备览。夫张栻以三十四岁之龄，因其父未竟之志，发而为武侯立传，其文虽短，其意则长。读其书者，当思其家国一体、义利分明之胸襟，而不徒以传记之体目之，斯为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