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注疏》者，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凡九卷，爲《十三經注疏》之一。其書以玄宗據今文十八章所定之注爲經，以邢昺刪訂元行冲舊疏爲傳，訓詁名物，闡發義理，首倡“以孝治天下”之旨。自宋頒行學官，遂爲《孝經》最通行之定本，千載以下，治《孝經》者莫不宗之。

【編撰】《孝經》之名，義取“孝爲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漢書·藝文志》著錄《孝經》一篇，其成書約在《荀子》之後、《呂氏春秋》之前，傳爲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辭。漢代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十八章，河間獻王所得；古文二十二章，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自漢至南北朝，注家殆及百衆，鄭玄主今文，孔安國主古文，各立門戶，紛爭不已。唐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詔群儒質定《孝經》文本。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以駁孔。兩議並上，時詔鄭注依舊行用，孔注亦存繼絕之典，未遽定於一尊。越三年，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唐玄宗乃親爲《孝經》作注，頒行天下。其注“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繁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遂使孔、鄭兩家並廢。天寶二年（公元七四三年），玄宗重注，再頒中外。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至今猶存西安碑林。玄宗於御製序中自述其意：“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并謂“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是注疏合行之端倪也。初，玄宗詔元行冲爲《疏》，立于學官。天寶五載（公元七四六年），復詔集賢院更敷暢疏文，以廣闕文。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作三卷。至宋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邢昺受詔校定《孝經》義疏，取元行冲舊疏“翦截”增損，成《孝經正義》三卷，合玄宗御注行世。其編撰歷程，蓋經玄宗注、行冲疏、天寶重修、邢昺校定四階段，前後凡二百七十餘年。今本《注疏》中，孰爲元氏舊文，孰爲邢氏新說，已不可辨別矣。

【體例】《孝經注疏》凡九卷。按《十三經注疏》通行本，其卷次與《孝經》十八章相配：卷一《開宗明義章第一》；卷二《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卷三《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卷四《孝治章第八》；卷五《聖治章第九》；卷六《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卷七《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諍章第十五》；卷八《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卷九《喪親章第十八》。此書之經文，據唐玄宗定本今文十八章；注文爲玄宗御製；疏文則由邢昺撰。其疏之成法，邢昺自序云：“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全書之注疏體例，先列經文，次列玄宗注，次以“疏”闡發注義并補充經旨。其引書頗博，然多沿襲元行冲舊疏，所引皇侃《義疏》、劉炫《述議》等，諸家佚文頼此略存梗概。全書約數萬言，行格疏朗，訓釋詳明，爲宋初義疏之代表作。

【序跋】《孝經注疏》卷首載唐玄宗自撰《孝經注序》。序文先述孝道之源，引“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語，論孝爲德之本；次斥秦焚漢注之失，謂“去聖逾遠，源流益別”；再舉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注本之異同，明作注之由；末言“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此序亦刻於石臺孝經碑石之上，今猶可睹。

卷末有邢昺《孝經注疏序》，述校定之由與翦截元疏之法。此外，各版本所附序跋不一：宋刻單疏本有《孝經正義》序；明嘉靖李元陽刻本、萬曆北監本、汲古閣毛氏本皆載《十三經注疏》總序；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附有校勘記序；《四庫全書》本有館臣提要，詳論今古文之爭。

【著者】邢昺者，字叔明，曹州濟陰（今山東曹縣）人也。生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公元九三二年），卒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一〇一〇年），年七十九。昺少而好學，博通經術。太平興國初（公元九七六年），舉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掌講學之任。累遷尚書博士、國子博士，選爲諸王府侍講，嘗爲太宗諸子講《孝經》《論語》《禮記》《尚書》《周易》《詩》及《左傳》。真宗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擢國子祭酒。二年，朝廷始置翰林侍講學士，昺首膺其選。咸平三年（公元一〇〇〇年），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諸經義疏。書成，並加階勳。昺親撰《孝經》《論語》《爾雅》三經之正義及注疏。其注疏之成，雖以元行冲舊疏爲藍本，然其整理之功不可沒。昺在經學史上，處於漢學向宋學轉變之關鍵，其說不專主漢儒舊詁，間以己意斷之，開宋學之先聲。歷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

【論贊】《四庫全書總目》論《孝經注疏》曰：“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又曰：“其注刪煩撮要，義理允當；其疏取元氏本增損之，雖未爲該備，而訂定之功不可沒”。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孝經正義》三卷，稱其“本元行冲疏，昺等稍損益之”。

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謂“邢昺疏爲今世通行之本，雖多襲元氏舊文，然賴之以傳注，功亦偉矣”。

近人陳壁生考其書之成，謂邢昺實未見皇侃《義疏》、劉炫《述議》諸書，其疏文多沿襲元行冲舊文，且時有自相牴牾處。

【價值】《孝經注疏》之文獻價值有三：一曰經學價值。玄宗注以帝王之尊定《孝經》今文爲一尊，邢昺疏又爲宋代官定本，歷代注疏《孝經》者皆以是書爲據，其經典地位無可替代。二曰輯佚價值。書中疏文多引南北朝已佚之舊注，如皇侃《義疏》、劉炫《述議》及謝萬、殷仲文諸家遺說，雖皆轉引自元行冲，然吉光片羽，足資考證。三曰版本學價值。元泰定本《孝經注疏》爲今存最早刻本，其源流遞嬗可考明刻諸本之得失。然其局限亦甚顯：其疏多襲舊文，邢氏己見甚少，故《四庫》謂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已不可辨別”；其引書轉相抄襲，未見原書，故有誤以劉炫《述議》爲《古文稽疑》之失；且其書於經義之闡發未若漢唐舊疏之宏博，宋儒多譏其“踳駁”。然自宋元以來，獨賴此書存《孝經》之正傳，其功亦不可泯也。

【版本】《孝經注疏》版本源流，可分三系：

一、宋刻單疏本系。《孝經正義》單疏本宋時有二卷、三卷之異，今已不傳。其書至元泰定間合注疏爲一編，爲今存最早注疏合刻本之祖。據《儒藏》整理者考，國家圖書館藏元泰定本影印本，乃“元刻元印本，較阮刻底本更爲精善”，源出宋代建陽坊刻十行注疏本。

二、明刻本系。明嘉靖李元陽刻本、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崇禎汲古閣毛氏本，皆沿元泰定本之舊，遞相翻刻，各有校修，然漸失宋刻舊貌。

三、清阮元刻本系。阮元《十三經注疏》號稱重刻宋本，其實所據爲元刻明修十行本，其中《孝經注疏》已爲明代翻刻，“全無元刻版葉”。清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復有據乾隆四年校刊本重刻之本。

今推薦最善版本：治學者宜用北京大學《儒藏》整理本（趙四方校點），其以國家圖書館藏元泰定本影印本爲底本，參校阮刻本、日藏北宋本《御注孝經》及元相臺岳氏本，校勘精審，最爲可靠；一般讀者可用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十三經注疏》本，雖非最善，然流傳最廣，便於取讀。

【金句】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卷一《開宗明義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卷一《開宗明義章》）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卷六《紀孝行章》）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卷四《孝治章》）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卷七《廣揚名章》）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卷二《士章》）

【適讀】《孝經注疏》宜爲四類人讀：一曰治經學、理學及倫理學者，是書爲儒家孝道思想之總匯，且爲宋初經學轉型之實例；二曰讀《十三經注疏》者，《孝經》篇幅最簡，可作爲入門之第一書；三曰好版本目錄學者，其宋元明刻遞嬗可資考證；四曰修身者，其言雖多封建倫理，然“事親孝”“移忠順”之精神，於今家庭倫理猶有可參。讀此書須具前提：宜先讀唐玄宗《孝經注序》，明其編撰之由與今古文之爭；粗知漢宋經學之異同，知邢昺處漢學宋學轉關之際；宜略參《孝經》鄭注、孔傳之遺說，以觀玄宗注之所以取捨。

讀法有三：其一，先讀經文十八章，明其大旨；次讀玄宗注，觀其融會六家之用心；終及邢昺疏，究其訓釋之詳略。其二，讀時宜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儒藏》整理前言，知版本異同與源流。其三，邢疏多襲元行冲舊文，讀之當重其保存舊說之功，不必苛求其獨創之見。邵永海先生云“考據是讀懂古書之基礎”，讀《孝經注疏》尤當校諸本以辨文字，參舊注以明訓詁，庶幾不負前賢傳經之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