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杨盈川集》十卷，唐华阴杨炯撰。是书《旧唐书》本传载原集三十卷，南宋已非完帙，今本乃明万历间龙游童佩裒辑而成，凡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附本传、赠答评论为附录一卷。其边塞诸作气势雄迈，碑铭奏议典赡宏赡，张说谓“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虽非唐编旧观，然初唐四杰之一鳞片爪，赖此以存。

【撰述】盈川文集之纂，始盛于生前。《旧唐书·文苑传》明载炯有文集三十卷，盖其卒后门生故吏裒辑遗篇，编次成帙。逮至北宋，其集已非完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十卷，自注“今多亡逸”，可知宋人所得已删削三之一。靖康乱后，此二十卷本亦渐湮没，南宋诸家书目罕载其名。

元明之际，盈川遗文唯散见《文苑英华》《唐文粹》诸总集及唐宋类书。明万历间，龙游童佩慨其乡先贤文集无传，乃发愿搜辑。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载，童氏“从诸书裒集，诠次成编”。其采摭之方，盖以《文苑英华》所收杨炯赋颂碑铭为骨干，辅以《唐文粹》《初学记》及唐宋诗话笔记，凡得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厘为十卷，复蒐本传、赠答诗文及历代评论，别为附录一卷。皇甫汸序其首，刊行于世，是为今本《盈川集》之祖。

童氏辑本虽称赅备，然亦不免疏漏。《四库提要》尝纠其失：《文苑英华》载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二首，明人误编入庾信集中，童氏仅收《尔朱氏志》，而《李氏志》仍付阙如。崇祯间，张燮重辑《初唐四杰集》，复加补苴，扩为十三卷本，然流传未广。今世通行者，仍以童辑十卷本为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徐明霞点校本《杨炯、卢照邻集》，即据《四部丛刊》影印童本整理，并于佚文续有补益。

【体例】童佩辑本十卷，虽出明人重编，然诠次颇具法度。卷一收赋八篇，《盂兰盆赋》冠首，盖《旧唐书》本传最称此篇“词甚雅丽”，童氏特尊其奏御之作，故弁于卷端。卷二至卷三为诗，凡三十四首，五言律体居什七，以《从军行》《出塞》《战城南》诸边塞名篇最称警策。卷四至卷十载杂文三十九篇，序、表、碑、铭、志、状诸体咸备，而以《驳太常博士苏知几冕服议》《王勃集序》二篇为压卷。

其编排之旨，约有三端：一曰“以体统篇”，赋、诗、文各从其类，各体之内略依题材排次，井然不紊。二曰“尊朝廷而重典制”，如《盂兰盆赋》以奏御独冠赋首，《驳苏知几冕服议》以议礼特列杂文前茅，皆存“尊王”之义。三曰“存人而论世”，附录一卷专辑本传、赠答及评论，使读者考其行事、参互评论，开后世“诗文系年”之先河。

然明人辑佚，不免时代局限。童氏所见《文苑英华》误题庾信之二志，仅收其一，显系检校未周。又炯诗原帙当不止此数，《诗薮》作者胡应麟尝叹：“盈川当时必多长篇大什，而零落至此，惜哉！”今虽不得复睹唐集旧观，然吉光片羽，实赖童编以传。四库馆臣谓其“蒐罗尚有所遗”，又许其“诠次成编，颇有典型”，洵为平情之论。

【著者】杨炯（650—693后），字不详，排行第七，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显庆四年（659），年甫十一，举神童，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永隆二年（681），充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预徐敬业起兵，左转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分直洛阳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出为婺州盈川令，吏治严酷，卒于任所。世称杨盈川。中宗即位，以旧僚追赠著作郎。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章齐名海内，号“初唐四杰”。然恃才凭傲，颇轻时辈。每见朝士矫饰，辄呼为“麒麟楦”，讥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尝自评海内所称“王杨卢骆”之次第，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时议以为然。张说则谓：“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优于卢而不减王。耻王后，信然；愧在前，谦也。”

炯为文反对齐梁以来绮靡之风，倡“骨气”“刚健”之旨，所作《王勃集序》力赞子安改革文风之功，实为初唐文学革新之理论先声。其边塞诗如《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战城南》“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气势雄迈，音节高亮，开盛唐边塞诗派先河。五言律体尤工致，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集中唱和、纪游诸作，未尽脱六朝绮艳余习，盖风气使然，未可苛责。

【论赞】历代于盈川诗文，评价与四杰地位相始终。唐张说首赞其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崔融则谓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而炯与照邻“可以企之”，品第稍亚。

宋人重其校书弘文之经历，然文集已残，论者寥寥。至明复古思潮兴，童佩辑本出，评议乃盛。皇甫汸序称其诗“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胡应麟《诗薮》析之尤精：“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又曰：“五言自汉魏流至陈隋，日益趋下……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时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唐诗品》则讥其“好欺人”“信己”，于“耻居王后”之语颇致微词。

清儒考据精审，持论益平。《四库全书总目》力驳宋祁《新唐书》削去《驳苏知几冕服议》之偏颇，谓“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又辨新旧《唐书》称其“为政严酷”之非公论，然亦不取童佩序中“民尸祝其地”之粉饰，云“是则因其文艺而更粉饰其治绩，亦非公论矣”。张逊业《杨炯集序》赞其“启开元诸人去纤丽”之功。

近世以来，文学史家重其诗体转型之枢轴地位。郑振铎谓四杰为“六朝与唐代文学之转关”。刘开扬、傅璇琮诸家钩沉事迹，考辨诗文，于其边塞诗之时代精神尤多阐发。日本学者兴膳宏、宇文所安等亦于“初唐四杰”专章中推许其“五律定型”之贡献。今人整理《杨炯集》及《杨炯卢照邻集》点校本，于童辑、张辑递有补正，使七百余年后，犹得窥盈川文章之崖略。

赞曰：弘农神童，华岳降灵。十一待制，早掞天庭。耻王后而抗声，悬河不竭；愧卢前而谦抑，酌海难盈。边尘烽火，淬五字为金戈；麟楦皮驴，嗤朝士以骸骼。虽盈川政酷，未损文名；幸童佩辑残，犹存典型。原集三十，宋已凋零；今编十卷，唐轨足征。四杰腾踔，君为健翮；千年之下，尚闻琤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