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法言》十三卷，汉扬雄撰。其书仿《论语》体，凡十三篇，尊圣人、法先王、辨诸子、正大道，以挽浇漓之世。晋李轨始为之注，唐柳宗元补其阙，宋宋咸、吴秘递有增益。元丰四年，涑水司马光裒合四家，益以己意，为集注五臣本，勒成十三卷。此书徘徊于两汉经学与宋明理学之间，为儒家道统之嫡嗣，非荀孟之亚，实承启之枢也。
【编撰】《法言》之称，其义远矣。雄自谓“法言”者，本于《论语·子罕篇》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及《孝经·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有准则平直之意，故取其判别是非、垂范后世之称也。别称《扬子法言》者，盖后世尊雄之名而冠焉。昔《汉书·艺文志》录儒家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注曰“法言十三”，其篇目列于雄本传，曰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寡见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渊骞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自序一篇附于卷末，略似《太史公自序》之例。凡所列汉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详者，盖当世甚重雄书也。
是书之编撰，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前后。雄生当西汉祚衰之际，外戚擅权，谶纬盛行，时人以灾异符命惑世，诸子百家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雄乃以圣人徒自任，其自序谓“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又见太史公书“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其篇名酌取首章之语，次第略依《论语》三十篇之例。又复自作序一篇，犹“叙”也。王莽代汉，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闲居著书，专以《太玄》《法言》为究天人之际。
自汉以降，注家蜂起。考汉有侯芭注六卷，吴宋衷注十三卷，晋祠部郎中李轨解一卷，隋辛德源注二十三卷。衡诸诸家，轨注尚存，余皆亡佚。唐柳宗元颇补其阙。柳宗元贬永州司马，愤慨为文，亦覃思子云之书，为注本。逮宋景祐间，宋咸取李、柳二注，重研精校，知李注“愈略于毛公之为”，唐注“不能尽补其亡误”，乃“裨其阙、纠其失五百余条”，并以己意续之，且移自序于各篇之首，厘为十卷，景祐三年表进于朝。宋咸之广注，开新篇帙矣。未几，吴秘亦为注，并仍旧本自为独立之注。宋咸改十三篇序文置篇首，卷帙为十卷，后世书坊因之，遂有二本异行。
至宋元丰四年（1081年），司马光裒合当时仅存之四家——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注，复采其《音义》一卷，各以其姓别之，并附己注，谓之《集注》。其序自言：“光少好此书，研精竭虑，历年已多。今老矣，计智识所及，无以复进。窃不自揆，辄采诸家所长，附以已意，名曰《集注》。”又谓诸家校本文字多异同，故以国子监本为定，兼参《汉书》，正其文字，先审其音乃解其义。自是而有“五臣注本”。尔后宋刻以淳熙八年（1181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本为最善，皮纸印造，墨色莹洁，雕版精谨，避宋讳玄、眩、弘、殷、桓、慎等字极为严密，为海内所仅存。又有书坊新纂门目、增益图注之本，至明代世德堂重刻，《扬子法言》遂大通行于世。
【体例】是编凡十三卷，计十三篇，卷各一篇，篇名次第仍本师古注：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寡见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渊骞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宋咸改序置首，司马光不加厘正而仍之；然旧本十三篇篇序本附各篇末，咸谓其非礼移置。今传五臣注本大抵遵咸本十卷、十三篇之格，稍异于他本。各部次序略本《论语》，自论学、辩世、明道，中及循政、知人、论古，终以孝道。
篇目取名率依篇首二字，旧文皆然。学行篇论人之学行，云“天降生民，倥侗颛蒙，恣于情性，聪明不开，是为蔽于欲而非训诸理”；吾子篇辩士之论道，斥司马长卿赋之宏丽巨衍，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修身篇言君子修己治人之道，核心在以礼自牧，克己复礼；问道篇明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天不变道亦不变；问神篇究精粗之理；问明、寡见诸篇申引先王、圣智之言；五百、先知叙孔子至德配天；重黎、渊骞列品藻人物；君子辨大节；孝至终以孝道为本。卷末原有雄自序一篇，述全书义例。
全书正文共一万二千余言，至司马光集注则各家注文并附，倍增其数，总约五万余言。其编排次序，每篇首列宋咸所移自序文字，序后接篇题及正文。正文大字单行，每问答退一格另起，李轨注、柳宗元注、宋咸曰、吴秘曰、司马光曰各以姓氏标识。李轨注不署名，余则分别注明宗元曰、咸曰、秘曰、光曰，据四库提要考，盖传刻者改题也。此种集注方式，允称汇集汉唐《法言》注释之大成，开后世“集注”之体例。南宋台州刻本体例尤为完备：卷首列唐仲友后序、《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司马光《温公注扬子序》，次列篇目，并于篇目后镌“扬子图”。正文十三卷毕，复附《扬子音义》一卷，以备考校，洵一代校勘之上乘。
【序跋】是编自宋以降，所存序跋凡五篇：
一曰《宋咸重广注扬子法言原序》，景祐三年（1036年）宋咸撰。序首论太仪体浑沦、纬象有度，执经引义，明先儒注述之功，复痛言李注疏略、柳补未备，己乃“裨其阙、纠其失五百余条”，移序于篇首，厘为十卷，“庶充巾笥，为诒谋之具云”。宋咸又附《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述进呈之意。
二曰《司马光注扬子序》，元丰四年（1081年）司马光撰。开篇引韩愈论荀、扬之语以为发端，复论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唯其简而奥也，故难知，学者多以为诸子而忽之”。详述李轨注起其端，柳宗元补其阙，朝命国子监校定镂版，宋咸、吴秘各为注本，光乃“采诸家所长，附以己意”，定名曰集注。
三曰《重刻治平监本扬子法言并音义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秦恩复撰。序中追述《法言》自侯芭、宋衷注亡后，李注独存，“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诏，更监学、馆阁两制校定板行，最为精详”。又辨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本之得失，言“戊寅首春，购得宋椠”，因与顾千里所校何焯本勘合，重付梓人，此即石砚斋翻宋本之由来。
此外，南宋唐仲友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刻成，曾撰后序一篇，今存于宋淳熙本卷端。《四库全书总目》馆臣亦为作提要，考镜源流，著录于子部儒家类中。又有清顾广圻跋、傅增湘跋各一篇，傅跋见于宋刻宋元递修本，皆足资校勘。
【著者】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左蜀郡成都人也。其先扬季，曾官庐江太守，后避仇居蜀。雄家世纤啬，不治产业，然少而好学，不慕章句，博览通故，经纬百家。清静无为，口吃不能剧谈，尤好深湛之思。性耽典籍，雅尚辞赋。初学于严君平、林闾翁孺，后心慕司马相如，辄追仿其赋，有《绵竹颂》等篇，为同乡杨庄所重，庄荐之成帝。雄年四十余，始游京师。成帝时，以文召为给事黄门郎。随从游幸，遭逢盛世，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铺张扬厉，意在讽谏，然收效甚微。雄知辞赋属俳优之术，非贤人君子之正统，遂辍而不作，上疏求观书石室，转而潜心学术。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校书天禄阁，专治典籍，覃思著述，始撰《太玄》《法言》二书，又著《方言》以究六合之殊语。王莽代汉，以雄耆老久次，迁中散大夫。始建国三年，受刘棻案牵连，惧不能自脱，从天禄阁投下，几死。幸得免，复为大夫。自此愈益闭户，唯以著书问道为事。时人讥其事莽，司马光仍谓其“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雄固不以莽废。年七十一卒，葬安陵阪上，桓谭等为治丧，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玄冢”。
李轨，字弘范，晋祠部郎中，始洪范解《法言》。其注“愈略于毛公之为”，虽属草创，然存汉魏之旧。柳宗元（773—819年），河东解人，唐柳州刺史，贬谪居永柳，发愤著述，颇补李注之缺。宋咸，字贯之，建阳人，景祐间举进士，官都官郎中，著有《法言广注》。咸倡移序置首，分篇厘卷，亲撰进表中明其事，乃于校雠典籍尤有功。吴秘，生平无所考，仅知其亦注《法言》十卷，司封员外郎，所注差残。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元祐间宰相，谥文正。光嗜《法言》数十年，“研精竭虑，历年已多”，裒合众家，集成五臣注，开后世集注之先，其功至伟。
【论赞】历代论《法言》者，褒贬参半。桓谭最先高推，谓其“度越诸子”。班固《汉书》既录雄传，赞称“自孔子之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以雄与孟、董、迁、向并称。韩愈推尊儒统，谓“孟轲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大醇而小疵”，然三家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司马光承其说，谓韩愈乃孔门之的嗣，而雄之造微尤过韩、欧，故称“扬子之生最后，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
程子始谓其“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讥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通鉴纲目》大书“莽大夫扬雄死”，由是雄之人品遂为儒者所轻。降至南宋，《法言》地位一落千丈。四库馆臣断曰：“自程子始谓其曼衍而无断，苏轼始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子作《通鉴纲目》，始书‘莽大夫扬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又引司马光语为之雪，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惟简而奥，故难知”，可见学术之争，时运为之。今世学者，参以汉简新证，渐还雄以本相，谓其承前启后之功不可没。
【价值】《法言》文辞古奥，取法《论语》，然其意蕴尤重在正世道、重祭祀、黜谶纬，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换之重要津梁。其文献价值首在保存了大量汉代思想材料，举凡其时方术、神仙、灾异、谶纬之说，皆立论驳正，使后人得以窥见西汉末叶意识形态之纷争态势。
其学术地位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谓其法言则准绳圣门，谓其理性则先导程朱。朱子以“醇乎醇”尊孟，程门以“怪迂”斥扬，两极对峙，盖因雄身处王莽世代，事莽以全身，致后世诟其贰臣，贬损其经。然近年出土简帛如敦煌天复本遗文，可证《法言》与六朝古本基本吻合。司马光集注之学开后世集注体例之先，其以各姓别注之法为孔颖达《五经正义》所不及。
若言局限，一在文辞艰磔，刻意仿古，置语体真淳于不顾。二在义理驳杂，雄学本黄老，染术数，故其书兼采儒道，间涉阴阳，纯粹与否，为程朱贬斥之由。三在政治立场之困顿，附莽一事虽其深讳，其书终含阿世之迹，为后人窃议之隙。
【版本】《扬子法言》之作，自侯芭、宋衷注亡，存者莫先晋李轨注。魏晋以还，递经人书，宋景祐、嘉祐、治平三朝诏命，经监学、馆阁两制校定镂版，是以宋代监本最为精详。雕板始于景祐间，而嘉祐二年校毕上之，治平元年复校再定。司马光《集注》即以上谱监本为底本，旁参宋咸、吴秘各本，并从《音义》、天复本、《汉书》诸籍，据以校定。然而今日可见宋刻，乃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为最佳。此本十三卷，附《音义》一卷，半叶八行，行十六或十七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皮纸印造，墨色莹洁，棱角峭厉，书中避宋讳“玄”“眩”“弘”“殷”“桓”“慎”等字各缺末笔，至孝宗讳“慎”字止，结衔完整。递藏源流甚明，清初藏钱谦益处，有顾广圻校跋，后入吴翌凤、汪士钟藏袠，再归铁琴铜剑楼瞿氏，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于2019年据此本高清影印行世。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亦有皮纸残本，为清末缪荃孙校勘之底本。元、明间递相翻刻，有元茶陵桂山书院本，及明正统《道藏》本，顾春世德堂本尤名世。世德堂本据监本精校，仿宋整丽，版口刻“世德堂刊”四字，被叶德辉《书林清话》推为明代私家版刻之至精者。此书另有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本，元明间坊刻本删节窜乱，不佳，秦恩复重订时曾详数其弊。朝鲜亦有翻刻明本，日本先据明万历版重印，并有和刻本。
最善之版本当推辽宁省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五臣集注本，乃现存最早保存最全之宋椠。然此书海内孤本，非一般研究者可得。今日通行之善本应属《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顾春世德堂本，此本精校宋版，讹误较少，便于参阅。加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淳熙本，据孤本重印，学术价值最高。倘校读文字、辑佚补遗，须认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宋刻原大影印线装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存有元茶陵书院本翻印本，亦可校勘。
【金句】
“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卷一《学行篇》）
“多闻则守之约，多见则守之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卷一《学行篇》，论博学与道约之关系。）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卷二《吾子篇》，辨辞赋之雅正与淫靡。）
“人必其自爱，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然后人敬诸。”（卷三《修身篇》）
“治己以仲尼，治人以仲尼。仲尼，明圣之道；明圣，明君之道。”（卷三《修身篇》）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卷四《问道篇》）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卷十二《君子篇》）
【适读】《扬子法言》所涉甚广，凡研习两汉思想史、儒学道统流变者必不可忽。治学之人大致可分三适：一为文史哲方向之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博士研究生，以此参研《论语》阐释之变异与汉代士人政治抉择之困。二为专门从事中国经学、诸子学研究之学者，取其法言以衡两汉谶纬之弊，校异同于《太玄》。三为古文辞之爱好者，览其辞藻古奥雄伟，以进于古文章法。
读是书当先备条件：其一，须过文字关。其文“简而奥”，司马光已叹其“难知”。最好先读通《论语》，习其体式，若未谙训诂，可参取汪荣宝《法言义疏》，此本集各家校注之长，最为便利。其二，须辨汉代经学背景。若不知哀、平之际谶纬盛炽、儒道互绌之状，则大段驳论无由知。其三，须参读《太玄》《方言》以窥雄之学术体系，不可孤立《法言》一篇而论雄。
阅读技巧，首须精读司马光《集注序》与各序以定宗旨。治平监本将序移首，有乖旧例，宜检《汉书》传文以相参酌。次则按篇逐读，先取《学行》《吾子》《修身》三篇，由浅入深，三篇兼具，乃抵其奥。至如《重黎》《渊骞》品评人物，当与《论语·微子》等篇对观。读每段正文，先据自序求其立意，观五臣注之疏解，辨李注之元典、柳注之补阙、宋吴之增广、司马光之折中，方可明集注长处在合百工。附《音义》一卷可考唐、宋音韵，若留心音韵之学，不宜偏废。今人可选取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法言义疏》或齐鲁书社、国家图书馆影宋善本为底本，前有秦恩复序，后附校勘记，于文字异同尽加标注，学者循此精校，最得其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