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管子》二十四卷，旧题周颍上管仲撰。是书非出一手，乃战国至秦汉间齐国稷下学者缀辑管仲遗说、依托附益而成。汉刘向校定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内容宏富，兼综儒道法兵农诸家，而以法家、经济思想为主干。其言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之学，最为精邃，为历代政治家所取法，实先秦子书之巨擘、齐学之渊薮。

【撰述】《管子》一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据《四库全书总目》引傅子云：“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叶适《水心集》亦谓：“《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

其书之纂，肇端于战国田齐之世。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贤士，管仲遗说口耳相传，门人弟子笔录整理，渐成篇卷。逮至战国中期，稷下学者复依托管仲之名，推演其学，广采诸家，遂成鸿篇。其间有记管仲言行如语录者，有述其遗事如家传者，有推衍其旨意如笺疏者，更有战国法家、道家、兵家、农家之言搀入其中，故内容博杂，时有牴牾。

西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理群书，乃将宫廷所藏各种《管子》写本及民间流传之本，去其重复，定著八十六篇。据刘向《叙录》所载，所据有中秘书本、太史书本王夫子本、参差庞杂，文字互异。向“以杀青简书，可缮写者，定著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类，即此本也。然唐初已非完帙，李善注《文选》引江邃《文释》所载《管子》逸文，当是亡篇之内。

至唐，有尹知章注本三十卷，然《唐书·艺文志》不著录，而载有房玄龄注《管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房注乃尹知章所托，盖后人以知章人微、元龄名重，故改题之以炫俗耳。宋时《管子》传本渐多，然篇次已有错乱。明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据宋本翻雕，刊刻精审，正其脱误逾三万言，是为“管韩合刻本”，世称善本。万历以后《二十二子》本、《百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皆以赵本为祖。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即据赵本著录，析为二十四卷，后世通行本多宗之。

【体例】

《管子》今本二十四卷，七十六篇（原八十六篇，亡佚十篇仅存目录）。其编次，乃汉刘向校书时所定。全书分八组：《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九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一篇，《管子解》五篇，《管子轻重》十九篇。

《经言》冠于卷首，凡九篇：《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图》。此为全书纲领，综论治国之道，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诸端。《牧民》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乃千古名论，开后世“富民”思想之先河。

《外言》《内言》《短语》三组，篇目繁多，大抵衍《经言》之余绪，广采诸子之说而推阐之。或记桓公与管仲问答，或述管仲辅政事迹，或以史事证其说，或以义理明其旨。其中《心术》《白心》《内业》四篇，专论道气、心性、修养，语多精奥，学者或以为宋钘、尹文遗说，实开稷下黄老之学先声。

《区言》《杂篇》两组，内容较杂，间有后学所附益，非出一源。然于经济、军事、哲学诸端，时有独见，足补前说。

《管子解》五篇：《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此乃《管子》学派的注疏之作，取《经言》诸篇而逐句解释之，体例略同于《韩非子·解老》。明人梅士享刊本曾将诸解附于原篇之下，虽便于观览，然窜乱旧第，非刘向之旧矣。

《管子轻重》十九篇，为全书之殿，专论经济管理、财政贸易、货币物价、粮食储蓄诸策。所谓“轻重”，乃古代经济调控理论之总称，主张国家运用货币、价格、税收等手段干预经济，以收“轻重敛散”之效。历代经济学家胡寄窗、巫宝三诸先生，盛赞《轻重》诸篇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全面最丰富的经济论著。

综观全书体例，八组各有所主，而前后脉络隐然可寻。《经言》为纲，《外言》《内言》《短语》为目，《区言》《杂篇》为余绪，《管子解》为注疏，《轻重》为经济专论。外在结构形式与思想内容展开，实有内在之逻辑联系。

【著者】管子者，名夷吾，字仲，谥曰敬，颍上（今安徽颍上）人也。其先与周同姓，姬氏之后。祖庄为齐大夫，自是家于齐。仲少时家贫，尝与鲍叔牙游，贾于南阳，分财利多自与，叔终无怨言，知仲有母老贫故也。已而仲为公子纠傅，叔事公子小白。及襄公无道，公子纠奔鲁，小白奔莒。未几襄公弑，国内乱，小白先入立，是为桓公。鲁人纳纠，战于乾时，鲁师败绩。桓公使人遗鲁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仲、召忽，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鲁人惧，杀纠，囚仲与忽以归。

仲既至，鲍叔牙迎受之，进于桓公曰：“臣幸得从君，君竟欲立霸王之业，非管夷吾不可。臣之所不若夷吾者有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从之，遂以为相，号曰“仲父”。

仲之为政也，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于是齐国大治，兵甲愈盛。于是尊王攘夷，存邢救卫，南伐楚，北征山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诸侯首霸。孔子尝叹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仲之政术，大要在牧民、乘马、立政、轻重诸端。其牧民也，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其乘马也，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其立政也，曰：“凡将立国，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轻重也，曰：“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综其术，盖以富强为纲，以法治为用，而根本在养民、教民。司马迁作《管晏列传》，亟称其“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仲相齐四十余年，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卒，年七十有九。葬于临淄城南牛山之阿，墓至今犹存。其后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故《史记》云：“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论赞】

历代于《管子》之书，毁誉不一，而皆重其经世之用。孔子虽讥管仲器小，而深许其仁，此开后世论《管子》之先声。战国诸子多引其说，《韩非子》有《五蠹》《显学》诸篇，屡称管商之法；《吕氏春秋》亦多取《管子》语。

汉人尊其书，刘向校定八十六篇，列之诸子。司马迁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赞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班固《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于道家，盖以其言“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有合于道家之旨。

魏晋南北朝间，注者代有其人。唐尹知章注虽文辞浅陋，而存古义颇多。宋明理学家，或病其功利过重，或讥其驳杂不绝。然亦有深契其说者，如苏轼、苏辙兄弟尝据《管子》注应试，可见其书在宋世仍为士子所重。叶适《习学记言》谓其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于辨伪考证，功不可没。

清代考据学兴，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皆于《管子》校勘训诂，用力甚深。洪颐煊《管子义证》、戴望《管子校正》，集乾嘉朴学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定《管子》于法家，而称其“实能综览前古，执其要归。其书出《周官》之后，而所言法治，往往与《周官》相表里，亦考古者所必资也”。

近世梁启超论《管子》，谓其“实国家主义之渊源，法家思想之先驱，而中国第一流政治家也”。胡适则称其书为“中国最古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巫宝三、胡寄窗盛赞《轻重》诸篇，以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讨论经济问题最全面和最丰富的著作”。

今人耿振东《管子学术史》，贯通历代管子研究，自孔子论管仲起，至当代学者评《轻重》止，凡两千五百年，厘其源流，辨其同异，于《管子》学之形成与演变，考论綦详。白奚《稷下学研究》，更于《管子》与稷下学宫之关系，发前人未发之覆。

综而论之，《管子》一书，虽非仲所手著，而仲之遗言余教，实赖之以传。其书博大精深，兼综百家，而归于经世致用。不读《管子》，无以知齐学之盛；不究《管子》，无以明治道之要。千载而下，治国者莫不奉为龟鉴，学者莫不视为渊林，岂偶然哉！

赞曰：颍上哲人，命世通才。通货积财，九合诸侯。一部《管子》，百家所裁。经言立政，轻重敛财。儒道法兵，兼综博该。虽非手著，遗泽未埋。稷下遗编，万古崔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