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语》二十一卷，三国吴云阳韦昭弘嗣注。是书为《国语》现存最古最完备之注本，亦后世治《国语》者必资之根本。昭因诸家旧注纷错莫衷，乃采贾逵、唐固、虞翻、郑众四家之说，参以己意，成《国语解》。其注赅综经训，考辨详明，训诂精审，典制淹通。书前的《国语解叙》更是系统探讨《国语》作者、性质及价值的最早文献之一。该书成于三国鼎峙之际，宗尚汉儒古学，保存两汉经解旧貌，堪称汉魏之际注史之典范，为研究先秦史事、两汉经学及韦氏文法之重要宝库。
【撰述】韦昭撰《国语解》约在吴少帝孙亮至景帝孙休年间（公元252—264年）。当其时，去汉未远，郑众、贾逵诸儒之训释犹存崖略，而三国鼎立，南北乖隔，荆州学派融合今古之学盛行于江表，学风既重经典传承，亦富创新意识。昭一生显职多在史官，领修国史《吴书》，参校典籍渊薮，遂得广览秘府旧文，为注《国语》提供了丰赡文献。
昭撰作缘起，详於《国语解叙》。其序云，自郑众、贾逵后，又有虞翻、唐固二家，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然“于文间，时有遗忘，所见既异，犹有罅隙”。昭承继前修，“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兼取四家所遗，更“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经》，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终底于成。其校勘工作也颇具系统，自言“凡所发正三百七事”，质诸公验，足征精核。
据《隋书·经籍志》载，汉魏以来《国语》注本多至五六家，卷帙参差互有增减。至唐代，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孔晁诸家并佚，唯韦昭注独全而单行，足见其超拔侪辈。
唐代以后，该书递经刊校。北宋宋庠撰《国语补音》，取官私十五六本，参校古本。明人穆文熙等刻书，多以《补音》逐附韦注之下，虽时有谬误，然使读本一统。至清代黄丕烈、顾广圻精校“明道本”，复为《札记》，厘定篇卷，刻入《士礼居丛书》，厘成当代通行定本。《四库全书总目》断其卷帙沿革，纠正《隋志》《唐志》记载之讹，今传本二十一卷，与《汉书·艺文志》所云相合。
【体例】是书体例严整，内容闳富。全书依《国语》旧篇，分周（上、中、下）、鲁、齐、晋（一至九）、郑、楚、吴、越等二十一卷为纲目，以韦注附丽于经文之下。
注文涵盖训诂、考史、析礼、溯制诸端。其训诂词义，援据《尔雅》《说文》为本，兼及《方言》《广雅》，疏通不少先秦古语；释名物典制，则博参《周礼》《礼记》，对周代礼乐、宗法、官制等皆有精要说明；考辨史地，亦详引《左传》《史记》《竹书纪年》内外参互。尤为可贵者，昭注中大量保存了郑众、贾逵、虞翻、唐固诸家旧说，使两汉经解残璧借以传观，对了解汉代《国语》学面貌至关重要。
注文编制上，凡遇旧说各异，昭辄拈出诸家之言而断以己意。其引郑众、贾逵之说，多冠以“郑后司农云”“贾侍中说”，以示推重；引虞翻、唐固，亦注明出处以示审慎。昭还间设问答，以申己见；凡涉及旧解抵牾或辞义隐晦之处，即加辨析，力求融贯。
韦昭注在阐扬政治伦理方面，贯通尊礼敬天、守制安民等为政之要。如《周语上》“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注发挥召公谏厉王止谤之义，强调“为民者宣之使言”，透视出昭身当末世、以史为鉴的深切关怀。此种以经史相济、以经说史的注经方式，为后世史注家开创了范式。
此外，韦注尤重参照《左传》，凡《国语》与《左传》记事互有出入者，多据《左传》加以核对，保存了不少异文异说。清儒黄丕烈、顾广圻据北宋“明道本”与“公序本”精勘《札记》一卷，依此定准。今存各本中，清嘉庆五年《士礼居丛书》本为最精善，黄氏以影钞北宋明道二年（1033）本覆刊，并附顾千里《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一卷，厘正脱缺，划一标目，足为学林圭臬。
【著者】韦昭（204—273），原名昭，字弘嗣，后避司马昭讳遂以字行，或称韦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三国时期孙吴重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少时勤学好著文，博览史篇。初任丞相掾，除西安令，还朝补尚书郎。及吴太子孙和尝耽玩博弈，昭奉命撰《博弈论》，以开其蒙。
孙权崩后，东吴政局动荡，韦昭仍殚心职守。孙亮即位，擢太史令，领撰国史《吴书》。孙休时，历中书郎、博士祭酒，总领国子学务。及末帝孙皓登极，昭受封高陵亭侯，累迁中书仆射、侍中，领左国史如故，实当世良史。
昭不阿权贵，为信史凛然。孙皓欲为其父孙以及在《吴书》中立纪，昭从容申明立纪法度，遽不予改。皓虽心逆而不能加，然暗藏愤恼。第又数问昭，昭皆婉言相谏而回护史法，因此招忌。终以持正不挠，皓寻隙加以重罪，凤凰二年（273）被赐死，年七十。
昭襟度高洁，著述丰赡。所注《孝经》《论语》《国语》三部经解，皆有名于当世。又合著《吴书》五十五卷，今散佚，然陈寿《三国志》采择乃多取资于是。另撰《汉书音义》《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当世重之。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其辞赋、乐府。当代学者誉其为中国古代从事史书编纂时间最长之史家之一，植根经典，融汇南北，其注《国语》尤为百代不刊之书。
【论赞】历代于韦昭《国语解》，褒奖与推重并臻。于韦注本为《国语》群注中流传最胜，宋元以来居独家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品评称：“韦昭注……所引郑说、虞说寥寥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而昭据诸家，依经检理，使古籍折中于一是，其“发正三百七事”用力最勤。虽后人验算仅见六十余条，然识者谓“七”“十”倒讹，传写致误，韦昭论断精审之功当不可掩。
刘知幾《史通》论《国语》外传之别，并推韦昭注为定本，备言之详。
北宋宋庠校理《国语》，著《国语补音》，比对官私旧帙，径以韦注为凭，参用公序本，其《补音》单行本足徵当时学林奉韦注为准的。
清代校勘巨匠黄丕烈“得宋刻明道本，写以刻之，称士礼居本”，又延聘顾广圻刻《札记》，厘清卷帙舛次。段玉裁、钱大昕皆序其书，称为传古之功；顾千里慨然誉此韦注“去取精审，远出诸家之上”。
近世经史学者亦屡称韦解之博通。王煦《国语释义》沿昭训诂而稍加申说；近人董增龄、徐元诰等撰《国语解》，皆推韦注为根底。文学史家评昭文质简古，训诂步趋汉儒，而不失文心辨正，真史家注史之笔。
当代学术更究其存佚之劳。今存两汉经说如郑众之礼注、贾逵之史训等，多赖韦注得以辑考。韦昭为避名讳而改称“曜”之史事，更为三国文献流传留下一则显证。
要之，韦昭《国语解》上承汉儒遗绪，下启中古经史，其注义例谨严、考订精核、著述浩博，堪称三国时期史学之高峰。四库馆臣论断云：“昭因诸家之注，采获四家，参以己意，裒然成帙”，其书“首尾完具，实二十一卷”，为“今治《国语》者不可逾越之注本”。
赞曰：云阳韦氏，史笔嶙峋。上溯郑贾，旁采唐虞。语从典训，疏若贯珠。传《礼》较《雅》，揭其机杼。排比群言，会归于一。辞辟而确，义朗以舒。皓首执简，不避利诛。所注廿一，英晖不渝。千岁之下，永耀三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