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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
版本 | 古籍名称,卷数,著者,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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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
十六章
.民国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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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者,唐房玄龄等奉敕编纂之史籍也。全书一百三十卷,载晋代兴衰之事,乃二十四史之一。此书成于贞观年间,太宗以晋代史书芜杂,命房玄龄、褚遂良等重加修撰。玄龄等广采众书,兼收并蓄,终成此巨帙。
《晋书》之体例,分纪、志、传、载记四类。纪者,载帝王之事,自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事无巨细,悉录之。志者,述典章制度,分天文、地理、礼乐、食货、刑法、百官等十志,条分缕析,考究精详。传者,列臣子之行迹,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隐逸方技,凡数百人,各具风采,或忠或奸,或智或愚,皆可资鉴戒。载记者,记十六国之事,虽偏居一隅,然其事亦不可废,故特为记载,以补正史之阙。
此书之编纂,虽承前代旧文,然亦有新创。如《五行志》详载灾异,以资警戒;《载记》专录十六国,以广见闻。其文辞简练,叙事详明,虽有后人讥其“采撷未精,芜杂未删”,然要之不失为一代信史。后世研究晋代者,多赖此书以窥其全貌。
《晋书》百纳二十四史本,乃汇集众本,校雠精审,为世所重。其中虽有讹误脱漏,然瑕不掩瑜,仍为研究晋史者所不可或缺之典籍。盖晋代去今久远,史料散佚,唯此书保存最全,后世虽有补阙拾遗之作,然皆不能出其右。是故,《晋书》之于晋史,犹《史记》之于上古,不可或缺也。
总而言之,《晋书》一书,体例完备,史料丰富,虽有小疵,然大体精当,足为后世史家所取法。其于晋代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皆有详载,实为研究晋史之要籍,学者不可不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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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九十卷,乃南朝宋范晔所撰,唐李贤为之注,又有《志》三十卷,南朝梁刘昭作注,西晋司马彪撰。此书载东汉一代之史,上起光武,下至献帝,历载二百余年之事,详实精审,为历代史家所重。范晔以文采斐然见称,叙事简练,议论精辟,尤善于记人物,使英雄豪杰、名臣贤士栩栩如生,读之令人感慨不已。李贤之注,广征博引,考据精详,辅翼范书,使其义理更为明彻。至于司马彪之《志》,补范书之缺略,尤以《舆服志》《礼仪志》为后世所重,刘昭所注,亦钩玄提要,颇资考证。
百衲二十四史,乃集历代正史之大成,校勘精审,版本珍贵。《后汉书》为其一,自宋以来,历朝刊刻,辗转流传,至明清之际,版本繁多,然错讹亦多。百衲本以宋元旧椠为主,校勘精良,较他本为胜,实为研究东汉史事之必备文献。
此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既载帝王将相之兴衰,亦录士农工商之生活,尤以列传为精彩,详述人物事迹,表彰忠良,贬斥奸佞,寓教于史,堪称史家之典范。范晔虽身处南朝,然其史学思想通达古今,笔力雄健,叙事议论,皆能发人深省。李贤、刘昭之注,亦为后世学者所重,使《后汉书》之价值更为彰显。
总之,《后汉书》为历代史家所重,其文采斐然,史识卓越,加之李贤、刘昭之注,司马彪之《志》,使其成为研究东汉历史之重要典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后汉书》,尤为珍贵,堪为史学研究之宝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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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五十九卷,南朝梁萧子显所撰,乃纪传体史书,专述南齐一朝之事。书成于梁代,为二十四史之一,今存百衲本,乃后世辑佚校勘之本也。
萧子显,字景阳,梁武帝萧衍之侄,博学多才,尤擅史学。其撰《南齐书》,承袭前代史家之遗风,兼采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书分本纪、列传、志三部分,本纪载南齐诸帝之事,列传叙文武百官之迹,志则详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体例严整,条理分明。
《南齐书》所记南齐一朝,自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502年),凡二十四年。其间政治变迁、军事战事、文化发展,皆有所载。萧子显秉笔直书,不避忌讳,虽为梁臣,然于南齐之事,多能客观记述,不失史家之责。
书中列传尤具特色,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事迹叙述生动翔实。如《王僧虔传》载其清廉自守,拒受贿赂;《王融传》述其才学出众,然因参与政变而遭诛杀,皆可见萧子显之文采与史识。此外,书中志部分亦颇有价值,如《礼志》详载南齐礼制,《律历志》记载天文历法,皆为研究南齐文化之重要资料。
百衲本二十四史本,乃清代学者辑佚校勘而成,广采众本,力求完善。其于《南齐书》之校勘,尤见功力,于原文之脱误、衍文、倒错等,皆有所补正,使此书更加完整可读。
《南齐书》虽为南朝梁人所撰,然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萧子显以其渊博学识与严谨态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详实可靠的南齐史,实为研究南朝历史之重要典籍。百衲本之流传,亦使此书得以广布于世,为学者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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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者,凡百卷,南朝梁沈约所撰也。是书乃纪传体史书,以纪宋四帝之事,兼载八志,详叙其制度沿革。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博学多才,通经史,善属文,仕梁为尚书令,领著作郎。时值齐、梁之际,国史未备,约乃承诏编纂,成此巨著。
《宋书》之体例,本于《史记》、《汉书》,而稍加损益。其帝纪十卷,述刘宋自武帝至顺帝之世,凡六十年之史事。列传七十卷,载诸臣、外戚、宗室、儒林、文苑、隐逸、方技、列女等,人物众多,叙事详赡。八志二十卷,曰天文、律历、五行、礼、乐、职官、舆服、州郡,虽承前代之遗规,而于宋制尤详,可为后世考证之资。
是书之成,史料多取自宋国史、起居注、实录等,约虽加以润色,然大体不失其真。其文辞雅洁,叙事简洁,议论精当,尤以八志见长,足补前史之阙。然亦时有疏漏,如列传中偶有重出,或人名、地名有误,此乃当时记载之未尽善也。
《宋书》传世,版本甚多,而以百衲二十四史本为善。此本乃清季杨守敬等据宋元旧本精校而成,校勘精审,刻印精美,是为学者所重。后之治宋史者,莫不资是书以为依归。
沈约撰《宋书》,虽承前代史法,然亦自有特色。其叙人物,尤重德行,论制度,务求详实。是书之成,不仅为宋之一代史,亦为六朝史学之重要篇章。后人读之,可知宋之兴衰,亦可窥见六朝社会之风貌。
然《宋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史料之丰富,亦在于其编纂之谨严。约之撰是书,虽在梁代,然其史料则多取自宋时,故其记载,多可信据。后世史家,若欲研究宋之历史,是书不可不读也。
综上所述,《宋书》百卷,沈约所撰,乃六朝史籍中之佼佼者。其书体例严谨,史料详实,文辞雅洁,议论精当,足为后世史家之楷模。百衲二十四史本,更增其价值,为学者所珍视。读是书者,于宋之历史,可了然于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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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所撰也。此書為百衲二十四史之一,乃紀傳體史籍,專述南朝梁代之史事。梁朝承齊之衰,啟陳之興,歷五帝,凡五十五年,其間政治、文化、軍事諸端,皆具特色。姚思廉秉承父志,博采眾書,考據翔實,敘事謹嚴,乃成此不朽之作。
《梁書》始自武帝蕭衍建國,終於敬帝蕭方智禪位,分紀傳兩體。本紀十二卷,載諸帝事蹟,詳其治亂興衰;列傳四十四卷,錄文武百官、賢臣良將、學者文士等,或述其功業,或記其德行,或載其文采。其中,武帝紀、元帝紀尤為詳盡,蓋梁朝盛衰,繫於二帝之手。武帝創業垂統,文治武功皆有可觀;元帝勤於政務,力圖中興,然終因時勢所迫,未能挽狂瀾於既倒。
姚思廉撰此書,旁徵博引,參考《梁典》、《梁紀》等舊籍,又兼採當時碑銘、譜牒、文集等,力求信而有徵。其文筆簡潔,敘事明晰,議論精當,頗得《史記》、《漢書》之遺風。書中於政事、制度、風俗、文化等,皆有詳細記載,為後世研究南朝梁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百衲本《梁書》為宋以後刊本,其版本精良,校勘嚴謹,乃現存《梁書》各版本中最為完善者。此書與《陳書》並行,合稱《梁陳書》,為二十四史之一,歷代學者皆重之。清代四庫館臣亦譽其「敘事詳實,議論公允」,堪為史家典範。
綜觀全書,姚思廉以史家之筆,記錄梁朝興衰得失,既有對歷史真相的追尋,亦有對人物功過的評價。其書不僅為研究南朝史事之重要依據,亦為後世史家提供寶貴之借鑒。故《梁書》一書,實為史學典籍之瑰寶,值得後世學者研讀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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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一百十四卷,北朝北齐魏收所撰,乃百衲二十四史之一也。是书为纪传体通史,载北魏一朝之兴衰,上起道武帝拓跋珪,下至孝静帝元善见,凡二百余年之事。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少负才名,博涉经史,尤长于文辞,齐文宣帝时,以史才见重,诏修《魏书》。收遂潜心著述,历十载而成此书,然其间颇涉私憾,褒贬不一,故后世多有诟病。
《魏书》卷一至卷五为帝纪,述北魏诸帝之政事,卷六至卷十三为后妃传,载后宫之轶事,卷十四至卷九十三为列传,叙文武百官、宗室、外戚、儒林、文苑、方技、列女等人物事迹,卷九十四至卷一百十二为志,分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食货、刑法、百官、舆服等诸门,卷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为附传,记北魏亡国之君及后事。
《魏书》叙事详赡,史料丰盈,然因其笔法偏颇,褒贬失当,故《北齐书》称其为“秽史”。然瑕不掩瑜,此书仍为研究北魏历史不可或缺之典籍。百衲二十四史本,乃清人辑校之本,校勘精审,版本珍贵,为学者所重。今观《魏书》,可窥北魏一朝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之演变,亦可见史家著述之难,褒贬之不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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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清陈景云所撰,载于四库全书之中。是书专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举正其误,补阙其遗,诚为史学之瑰宝,考据之精粹也。胡氏之注,虽博极群书,然千虑一失,难免有疏。陈氏精研史籍,旁搜远绍,凡胡注中讹误者,皆一一指摘而正之,是以举正之名,实至名归。陈氏之考据,严谨细密,征引广博,于史实、地理、职官、典章,无不精核。其论据确凿,论理透辟,足为学者研读《资治通鉴》之津梁。是书虽篇幅不长,然其价值不可小觑,为后世治史者所重,亦为考据学之典范。陈氏之勤勉,可见一斑,其于史学之贡献,实堪嘉许。《通鉴胡注举正》之存世,不仅为胡氏之注增色,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实为史林之佳作,学海之明灯也。\n\n以上为文言文介绍,如下是扩展知识:
《通鉴胡注举正》是清代学者陈景云对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进行校勘和补充的著作。胡三省的注解虽然广博,但由于时代和知识面的限制,也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陈景云通过深入研读和广泛考据,对胡注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纠正和补充,使得《资治通鉴》的研究更加完善。这部作品不仅体现了陈景云对史学的深厚功底,也展示了清代学者在文献考据方面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风貌。《通鉴胡注举正》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史学考据学的重要典籍之一,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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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补》者,明季严衍所撰,凡二百九十四卷。衍字宗武,嘉善人也,博学多才,尤精史学。是书以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本,补其阙漏,考其异同,务使事核文详,义理昭晰。衍自谓:“温公之书,如大海之纳百川,然亦不免有遗珠之憾。予不揣固陋,欲补其未备,以备后之览者。”其用心之勤,用力之深,可见一斑。
书中所补,多取《通鉴》以外之史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兼及诸子百家、文集笔记,凡有关治乱兴衰、人物事迹者,皆采摭而考辨之。其体例一依《通鉴》,以编年为纲,以事为目,每卷之首,皆标年月,便于检索。凡所补之文,皆以小字双行注之,以示区别。其间或考异同,或正讹误,或补阙略,皆以“衍按”二字标识,使读者一目了然。
是书成于明末,然未及付梓。至清光绪二年,始由思补楼以木活字印行,流布于世。其印本精良,字迹清晰,版式整饬,书品上佳。卷首有衍自序及门人序跋,详述撰述之由及补正之意,为读者研读是书之指南。
《资治通鉴补》者,虽为补阙之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其补正之文,或可为《通鉴》之辅翼,或可为史学之参考。后世学者,若欲究《通鉴》之精微,当以此为津梁矣。衍之此书,诚可谓“补史之阙,成史之全”者也。其功在史学,不可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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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南宋王应麟所撰,四库全书本。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鄞县人,博学鸿儒,著作等身,尤精于史学地理。《通鉴地理通释》者,乃王氏以《资治通鉴》为本,考辨地理,详释地名,补史之阙,正史之讹,实为史学、地理学之瑰宝。
此书以《通鉴》为纲,依年次辑录,凡山川、郡县、关隘、津渡、城池、宫殿等地理之名,一一考订,详其沿革变迁,辨其方位异同。王氏博采群书,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考证精详,举凡《水经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唐书》、《新唐书》等史籍,皆为其征引,又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书,亦为其参校,故其书学术价值甚高。
书中所考地理,既详其古,又述其今,古今对照,一目了然。如《通鉴》所载地名,或有古今异称,或有方位变迁,或有建制改易,王氏皆一一考辨,详其原委,辨其是非,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其书于地理沿革之考辨,可谓详备,于史学考证之精审,亦堪称独步。
《通鉴地理通释》虽为地理之书,然其内容不专限于地理,兼及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为研究《通鉴》及中国古代地理、历史之必备参考书。其书之成,不仅补《通鉴》之不足,更为后世学者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诚为不可多得之学术珍品。
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列为史部地理类,四库馆臣称其“考证精详,足补史传之阙”,可见其书之价值,诚为后世所重。今读其书,犹可想见王氏治学之严谨,学识之宏博,诚为南宋学术之巨擘,地理学之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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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南宋王应麟所撰,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也。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博学多才,精于史地,此书乃其穷究史籍、考订地理之作也。全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本,详释书中地名、山川、城郭、疆域,以求史事之明,地理之确。
书分十四卷,卷一至卷三为《历代州域总叙》,考辨上古至五代之州郡沿革,追溯其源流,辨析其同异。卷四至卷九为《历代山川考》,详述大禹治水之迹,考辨黄河、长江等大川之变迁,以及名山大岳之方位。卷十至卷十二为《历代郡国考》,论列自秦至唐之郡县建置,考其疆域,辨其名实。卷十三为《历代都邑考》,述历代都城之变迁,考其建置,辨其兴衰。卷十四为《历代边防考》,论列自古之边防要地,考其形势,辨其得失。
应麟此书,考据精详,引证广博,凡史书地志、碑碣笔记,无不采摭,尤重《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典籍,辨讹补阙,考订精审。其论地理,不仅详其今昔之变,更探其缘由,究其兴废,于史地之学,功莫大焉。
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士人重刻此书,以广其传。此书刻印精良,字迹清晰,版式规整,为元版中之佳品。其所考地理,不仅于史学有补,亦为后世地理研究之重要参考,实为史地学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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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答问》五卷,南宋王应麟所撰,入《四库全书》本。此书乃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余绪,发其微旨,补其阙略,专为答问体,究史事之故实,推义理之精微。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其书以《通鉴》为本,采摭群籍,考辨异同,问答之间,颇见卓识。
卷一至卷五,依次论及《通鉴》所载汉、唐、五代诸史事。每有疑难,王应麟皆深究其原委,详考其源流,或引经据典,或据实推证,务求明辨是非,究极义理。其答问之中,既不拘于旧说,亦不囿于偏见,务在求是求真。如论汉高祖之失策,则引《汉书》原文,剖析其因;论唐玄宗之祸乱,则据《唐书》所载,推原其始。凡此诸端,皆可见其考史之精严,论事之公允。
此书本为解惑释疑而作,然其价值不仅限于此。王应麟以史为鉴,借《通鉴》之事,阐发治乱兴衰之理,悠关国家治道。其议论多切中时弊,足为后人治国安邦之借鉴。且其文辞雅正,义理深邃,非浅尝辄止者所及。观其书,既可知史事之始末,亦可悟义理之精微,诚为研习《通鉴》者之必备。
综而论之,《通鉴答问》一书,乃王应麟以《通鉴》为本,辅以群籍,详考史事,深究义理之大作。其答问之间,既见考据之精严,又显议论之卓识。此书不仅为《通鉴》之辅翼,亦为后世研史者之圭臬。若欲深研《通鉴》,究明史事,此书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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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答问》五卷,南宋王应麟所撰,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是书乃应麟答门人问《资治通鉴》之疑义者也。其书博采群言,精研义理,推本史事,阐发幽微,诚《通鉴》之羽翼,史学之津梁也。
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庆元鄞县人。幼颖悟,博极群书,尤邃于史学。尝以《通鉴》一书,纪事详备,义理深邃,然学者或不能尽晓,乃取前人未发之旨,设为问答,以解其惑。其书虽仅五卷,然搜罗广博,辨析精当,凡史事之疑滞,义理之难明,皆一一剖析,务使读者豁然开朗。
是书之刻,乃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所为。其时儒风之盛,学术之昌,可见一斑。其版式古朴,字迹遒劲,虽经数百年之沧桑,犹可见其当年之风采。且书中多引先儒之说,参以己意,折衷至当,非徒为训诂之学,实有补于经史之阙疑。
夫《通鉴》一书,司马温公集大成之作,然其义蕴深广,学者或难窥其奥。应麟此编,补正前人之未备,发明后学之未明,诚为读《通鉴》者不可不观之书也。其书虽非尽述史事,然所言皆关涉《通鉴》要义,足见应麟于史学之造诣深矣。
观是书者,既可明《通鉴》之旨,又可增史学之识,实为研史者之宝筏。而庆元路儒学之刻本,尤足为藏书家所珍,学术史上之瑰宝也。后世学者,宜宝而重之,以传于久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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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释义辨误》十二卷,元胡三省所著,乃元刻明修之本也。是书之成,旨在厘定并正《资治通鉴》中晦涩不明、讹传误植之文。三省博览群书,深究史事,以精湛之学力与卓见,对《通鉴》逐篇辨析,指陈得失,详加考订。其意不在于废《通鉴》,而在于明其微旨,通其久弊。书中引证详实,论据严密,论断精当,以史证史,以文证文,既补旧史之遗,亦匡前贤之失。自问世以来,即为研习史学者所重。
元刻明修本者,乃元朝刊刻,后至明朝又经修补者也。元朝刻本,刻工精致,字迹清秀,乃当时技艺之集大成者。然岁月久远,纸版残损,至明朝时,修补再版,虽尽力保存原貌,亦有细微之别,成为后世鉴定的重要标识。
是书对于《通鉴》之研究,影响深远,不仅为通鉴学研究者所必备,且对于研究元代历史、文献学、版本学等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鉴》乃中国史学之巨著,而胡三省之书,则如慧眼独照,启后学以明灯,实为不可多得之史林瑰宝。其所著《通鉴释义辨误》,不仅为史学之重要参考,亦为后世藏书家、学者梦寐以求之珍本。
今观《通鉴释义辨误》十二卷,不仅可览史家深沉之思,亦可得见宋元明三朝之际史学考据之缩影,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学术之珍异,非细读不足以窥其奥妙,非精研不足以得其真谛。三省之用心,百世之下,犹可感之;是书之价值,千年之后,犹可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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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釋義辨誤》十二卷,元人胡三省所撰。三省,字景參,號梅澗,浙江寧海人,生於宋末,卒於元初,博通經史,尤精於史學。此書專為司馬光《資治通鑑》作注,而於前人注釋或有未當之處,加以辨正。其書為元刻本,流傳至今,可見其為世所重也。
三省之學,承襲宋代史學之精髓,於《通鑑》研究尤為精深。其所撰《通鑑音注》,已為世所稱道,然《通鑑釋義辨誤》更見其考據之精詳、辨正之精確。書中於前人注釋之誤,一一指陳,或疏漏,或曲解,或謬誤,皆據史實而辨析之,務求其當。其考證之嚴密,立論之精審,實為後學之楷模。
三省於書中,不僅辨正前人注釋之誤,且於史事之考訂、人名地名之勘正,亦多有發明。如於《通鑑》中所載之事,或年代有誤,或事跡有差,三省皆據他書以考之,力圖還原歷史之真相。其於史學考證之方法,尤為嚴謹,既有考據之細密,又有辨正之精確,實為史學研究之典範。
是書雖為辨誤之作,然其內容豐富,體例完備,既為讀《通鑑》者之助,亦為研究古代史學者所必備。其於史學研究之貢獻,實不可磨滅。且書中所引之史料,或有今已佚失者,故其文獻價值亦頗為重要。
總之,《通鑑釋義辨誤》一書,既見三省之學識淵博,又顯其考據之精詳,實為元人史學著作之瑰寶。其書雖為辨誤之作,然其於史學研究之功,不可小覷,後之學者,當以其為楷模,深入研究,以發揚古人學術之精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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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释文》者,宋人史照所撰也,凡二十卷。是书为《资治通鉴》之注疏,释文解义,以助读者明晓司马光《通鉴》之微言大义,兼考其名物典故、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史照博学多识,精于史事,故其释文详瞻,考据精审,足补《通鉴》之阙,亦为后世学者研读《通鉴》之要籍。
是书有四部丛刊景印宋刻本,乃宋版之珍,版本精良,字迹清晰,纸墨上佳,版本学价值极高。四部丛刊者,民国间张元济主持之大型古籍影印丛书,搜罗善本,校勘精审,影印考究,版本选择尤为慎重。此宋刻本《资治通鉴释文》即其选本之一,实为研究宋代文献、版刻之重要资料。
《资治通鉴释文》不仅为史学之助,亦为训诂之学也。其释文多引经典,旁征博引,尤重音韵训诂,于字音、字义、字形皆有详考,且兼引《说文》《尔雅》诸书,以明字义之源流。史照于释文间亦多附己见,或评史事之得失,或考制度之沿革,或辨人名地名之异同,考证精详,颇见学术功力。
此书于《资治通鉴》研究尤为重要,后世学者如胡三省注《通鉴》,亦多参考此书。史照之释文虽不及胡三省注之详,然其开释《通鉴》之先河,为后学奠定基础,功不可没。
总之,《资治通鉴释文》乃宋代史学、训诂学之杰作,版本珍稀,价值甚高。四部丛刊景印宋刻本尤为难得,为今人研究宋代文献、史学之重要参考,亦为古籍影印之典范,实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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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释文》二十卷,宋人史照所撰也。此书乃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注音解字,以便学者诵读之需。宋刻本,流传至今,实为古籍中之珍品。
史照,字子明,宋徽宗时人也。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尤为《资治通鉴》之专家。鉴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文辞古奥,学者往往苦于训诂音义之难,遂撰此《释文》,以助后学。
此书以宋代官韵为标准,为《资治通鉴》之全文逐字注音,兼释其义。每卷之首,列有该卷之篇目,次为正文,每句之下,详列音义。史照于注音之外,亦对难字杂名、地名、官名等加以解释,使其义理昭然,读者易晓。
宋刻本《资治通鉴释文》,版式规整,字体端庄,刻工精细,堪称宋代版刻之代表。书中之音义注释,不仅为研读《资治通鉴》提供了极大便利,亦为研究宋代语言、音韵、训诂之重要资料。后世学者,往往参据此书,以探求古音古义。
此书传世之后,广受学者推崇。宋元明清诸代,皆有刊刻流传。然宋刻本最为珍贵,因其年代久远,存世稀少,故每为藏书家所宝。今之学者,若能得见宋刻本《资治通鉴释文》,实为幸事也。
总之,《资治通鉴释文》二十卷,乃史照为《资治通鉴》精心著述之音义注解,宋刻本更是古籍中之瑰宝。此书不仅有助于《资治通鉴》之研读,亦为宋代语言文字研究之重要资料,诚可谓学者案头必备之宝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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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问疑》一卷,宋刘羲仲所撰,载于《四库全书》中。此书乃刘氏研读《资治通鉴》所疑之处,集而论之,以释己惑,亦启后学之思。刘羲仲为宋末学者,博通经史,尤精《通鉴》,然读之愈深,疑之愈多,遂著此书,以求正解。
其书内容,大抵以《通鉴》所载史事为纲,逐条质疑,或考其年序,或辨其事实,或究其义理,或论其笔削之得失。刘氏之问,多据实而发,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示其疑非凭空而论。其质疑之处,或为史事记载之讹误,或为作者笔削之不公,或为义理阐释之偏颇,皆能指陈其弊,发人深省。
刘氏之文,辞简意赅,论辩精微,且不失史家之严谨。其于《通鉴》之研究,可谓深矣,虽非全盘否定,然亦不苟同前贤之说,敢于提出己见,以求史之真谛。其书虽仅一卷,然于《通鉴》之研究,实有裨益,为后学者所重。
《四库全书》收录此书,盖以刘氏之学,深得史家之要,其质疑《通鉴》,非为贬斥,实为切磋琢磨,以求史实之确,义理之正。此书虽非宏篇巨著,然其考证之精,议论之切,足以补《通鉴》之不足,正史家之谬误,为后世学者所不可忽视。
刘羲仲《通鉴问疑》,虽非著述之多,然其精思审问,实为史学研究之楷模。其书一卷,虽短小精悍,然其价值,实非区区四百言所能尽述,读之者当自得其深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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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释例》一卷,乃宋儒司马光所撰,载于《四库全书》之中。此书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所作,旨在阐明编年史之体例,以助读者明其脉络、辨其旨归。其内容精要,文辞简练,为后世学者研读《通鉴》之法门。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其一生博学多才,尤精史学,所著《资治通鉴》乃中国编年史之巨制,为后世所推崇。然《通鉴》卷帙浩繁,体例严谨,若不谙其编纂之法,则难以通其义理。故司马光特撰《通鉴释例》一卷,以详述《通鉴》之编纂体例、义例、义法,并参酌历代史书,言简而意赅,为读《通鉴》者之津梁。
全书首言《通鉴》之编纂宗旨,谓其旨在“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次述《通鉴》之体例,谓其以年系事,以事系人,以人系年,务求详实,不妄增损。其取材广泛,凡正史、杂史、稗史、文集、碑志、小说等,无不采录,然皆经考辨,务求真实。复次,书中详列《通鉴》之书法,谓其记事注重时势,论人务求公允,褒贬有据,善恶分明,皆以义理为准,不以私意妄断。
《通鉴释例》虽仅一卷,然其内容精辟,言之有物,诚为研读《通鉴》之必备指南。司马光以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简练明晰之文笔,为后世学者指明读史之法,其功业不可磨灭。此书不仅有助于理解《通鉴》之体例与义理,亦为后世史书编纂之典范,可谓史林之瑰宝,学者之圭臬。
要之,《通鉴释例》一卷,乃司马光为《资治通鉴》所作之纲要,其所述体例、义法,皆为读史者之指南,实为研读《通鉴》不可或缺之参考资料。其文虽简,其义则深,诚为史学之精品,学者之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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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此书乃《资治通鉴》之纲要,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俾读者易于寻检,省览至便。光之为是书也,盖以《通鉴》卷帙浩繁,学者或难以遍读,故撮其大要,以成此目,庶几纲举目张,条贯毕具。是书依年代为序,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悉皆罗列其中。每卷提纲,皆以年月为纲,以事为目,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其体例严谨,条理清晰,实为史学之瑰宝,学术之津梁。
《资治通鉴》者,乃司马光与刘恕、范祖禹、刘攽等诸贤,历十九年而成,其书详述历代兴衰治乱之迹,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为后世史家所崇。然《通鉴》卷帙浩繁,学者或难以遍读,故光复撰此目录,以便览者。是书虽为目录,然其编纂之精,立意之深,实不亚于原书。且其文字简练,条理清晰,可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学者若能善用此目,则《通鉴》之精华,实可一览无遗。
此本四部丛刊景印北宋刻本,乃据北宋旧本精校重刊,版刻精良,字迹清晰,实为难得之善本。北宋刻本,其版式疏朗,字体端严,较之后世刻本,尤为古朴典雅。且其校勘精审,讹误甚少,实为研究《资治通鉴》者不可或缺之参考。四部丛刊者,乃近代大型丛书,所收皆系珍本善本,此本收入其中,亦可见其价值之重。
昔人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是书之出,正所以救此弊也。学者若能熟读此目,则《通鉴》之菁华,了然于胸,其于治史之道,亦可事半功倍矣。光之为此目录,实乃嘉惠后学,功在千秋。今观此北宋刻本,字里行间,犹见古人用心之勤,令人肃然起敬。是书不独为史学之津梁,亦为版本学之瑰宝,诚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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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乃宋司马光所撰,明崇祯二年刻本也。此书为《资治通鉴》之提要,旨在便于读者检阅,提纲挈领,使浩瀚史事于片言间明晰可求。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尤以《资治通鉴》为世所称。是书编年体例,上起战国,下讫五代,凡一千三百余年,汇辑正史、杂史、传记、文集等数百种,考订异同,删繁就简,成此巨著。
《资治通鉴目录》者,乃《通鉴》之缩略也。全书分三十卷,每卷依年代顺序,列史事要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目录之中,纪年清晰,事件扼要,人物分明,便于查阅。盖《通鉴》卷帙浩繁,史事纷纭,若无目录,读者难寻其绪。故司马光撰此目录,以助读者速览史事,省时省力。
明崇祯二年刻本,乃明末所刊,刻工精良,版式古雅,字迹清晰,纸张优良,为后世所珍。其时,朝廷内有党争之患,外有边患之危,士大夫或忧国忧民,或寄情于学问,刻书之风盛行。此本刊刻之际,正值明末多事之秋,然其书之传世,足见时人对司马光史学之推崇,亦可见刻书者用心之良苦。
《资治通鉴目录》之价值,不仅在于其为《通鉴》之提要,更在于其体现了司马光史学之精要。司马光治史,注重事实,考订严谨,强调史事之真实性与连贯性。其史学思想,亦于目录中有所体现。是书虽为目录,然其编排之严谨,内容之精要,足见司马光史学之深厚功底。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明崇祯二年刻本,乃宋代史学之瑰宝,明末刻书之精品。其书简明扼要,便于查阅,既为《通鉴》之入门,亦为研究司马光史学之重要资料。学者得此,即可于浩瀚史海中寻得指引,于纷繁史事中得其要领,可谓一部不可多得之史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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