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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类
| 版本 | 古籍名称，卷数，著者，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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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说断》四卷，南宋傅寅所撰，乃述《尚书·禹贡》之精义，阐发地理、治水之理。其书承汉唐注疏之遗，又博采诸家之说，独树一帜，为南宋经学之翘楚。傅寅学识渊博，尤擅地理之学，此书集其毕生心血，详考九州山川、河流、物产、贡赋之制，辨析古今地名之异同，阐释大禹治水之方略，旨在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此书版本颇多，其中以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最为珍贵。武英殿聚珍版乃清乾隆时所刻，以木活字印制，工艺精湛，字迹清晰，为清代官刻之典范。福建、广东两地亦曾重刻此书，然版本各有优劣。福建重刻本以版式规整、校勘精审著称；广东重刻本则字迹遒劲，颇具岭南风韵。三者虽皆为后世所重，然武英殿聚珍版因其官刻背景及工艺之精，尤受学者珍视。
《禹贡说断》不仅为地理学之要籍，亦为经学之瑰宝。其考据严谨，论述精当，于《禹贡》之研究多有创见。傅寅于书中融汇古今，贯通经史，于九州山川之布局、贡赋之分配、治水之方略皆详加剖析，兼及人文、经济、军事诸端，实为一部百科全书式之著作。后世学者研读《禹贡》，多赖此书以窥其奥义。
此书流传虽久远，然因时代变迁，版本散佚颇多。今存各本中，武英殿聚珍版因其工艺之精、保存之善，尤为珍贵。福建、广东重刻本亦各有千秋，为学界所重。三本并存，互为补充，为后世研治《禹贡》提供了丰富之资料。
总之，《禹贡说断》四卷不仅为南宋经学之代表，亦为后世地理学研究之重要参考。其版本之精良、内容之丰富，实为古籍中之翘楚，值得后人深入研究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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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指南》四卷，宋毛晃所撰，乃地理之专著，考《禹贡》山川、地理、物产、贡赋，详尽备至。此书本为武英殿聚珍版，以木活字印行，流传甚广。后因需者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相继重刻，以广其传。
毛晃，字景明，宋室南渡后之学者，博通经史，尤精地理。其书旨在疏解《禹贡》之文，考辨河道、山脉、州域，兼及物产、贡赋之制。书中每引证古今典籍，辨明《禹贡》所载之地名、水名、贡物，并与后世地理对照，务求详实。其考据严谨，辨误正讹，多有创见，实为研读《禹贡》之重要参考。
《禹贡》乃《尚书》之一篇，记述夏禹治水之事，兼述九州山川、物产及贡赋之制，乃古代地理学之肇始。然其文简古，后人难解，故毛晃撰此《指南》，以释其义。其书分四卷，卷一卷二考九州山川，卷三卷四辨物产贡赋。每一山川、每一物产，皆详考其源流，辨其正误，兼引历代注疏，参以己见，务使读者明其始末。
此书初刻于武英殿，为聚珍版本，以木活字印刷，刊刻精美，字迹清晰。后因需求甚多，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相继重刻，以广其传。每地重刻，皆依原本，不敢有误，故其版本虽多，内容一也。此书之重刻，亦见其学术价值之高，影响之广。
总之，《禹贡指南》四卷，乃毛晃精心之作，考据详实，辨误精当，为研读《禹贡》之重要参考。其版本虽多，然内容如一，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实为古代地理学之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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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详解》五十卷，宋人陈经所撰，乃解《尚书》之巨著也。其书博采众说，精研义理，于《尚书》之微言大义，阐发尤详。古人云：“《尚书》者，上古之书，王政之典。”陈经解之，既溯其源，复探其流，使读者得窥圣贤之心，明王政之道。
其书初刊于宋，后经武英殿聚珍版重刻，版本精良，文字清晰。武英殿者，清廷刊书之所，聚珍版则以其木活字印刷之精湛著称于世。福建、广东二地，亦相继重刻，流传甚广。福建本以纸墨胜，广东本以校勘精，皆为后世所重。
陈经解《尚书》，不拘一家之言，兼采汉、宋之学，务求其是。其于《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篇，皆详加注释，或训诂字义，或阐发经旨，或考证史实，或辨析异同。其文辞雅驯，义理深邃，读之令人豁然开朗。
《尚书》之为书，自古为难解。陈经解之，既以经解经，复以史证经，使《尚书》之义，昭然若揭。其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诸篇，尤为精详。如解“允执厥中”之言，则引《中庸》之说，以明圣人之道；解“九族既睦”之文，则考《周礼》之制，以显王者之政。其解《洪范》，则详言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之义，使读者知天人之际，治国之要。
总之，《尚书详解》乃陈经毕生心血之作，其书不仅为解《尚书》之圭臬，亦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哲学之重要参考。其版本之精，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实为后世学者所推崇。读是书者，当细心研读，以明古圣贤之心，以知王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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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堂书解》二十卷，乃宋儒钱时所著，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以木活字印行，复有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诸地重刻。钱时，字子思，号融堂，南宋时之硕儒也，博通经史，尤邃于《尚书》。是书乃其精心结撰，旨在阐发《尚书》之微言大义，以裨益后学。
全书分二十卷，篇章井然，条理清晰。其注疏以汉唐旧注为基础，兼采宋儒新说，折衷至当，多所发明。钱时深明《尚书》之奥旨，善于钩玄提要，往往能于纷繁芜杂之中，撷取精要，使读者豁然开朗。其解说既重义理，亦不废考据，故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
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乃清乾隆年间所刻，以木活字印刷，字体端庄秀丽，版式整齐划一，为世所珍。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复有重刻，盖因是书之价值，为时人所重，故屡次翻刻，以广其传。
考钱时之学，以《尚书》为本，兼采众长，不囿一家之说。其论《尚书》之体例、训诂、义理，皆能切中肯綮，发前人所未发。如其论《禹贡》，既重地理考释，亦重政治经济之分析；论《洪范》，则深究五行之义，阐发阴阳之理。凡此种种，皆可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独到。
《融堂书解》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对《尚书》之诠解，更在于其蕴含之学术思想。钱时之学术思想，植根于宋代理学，然不拘泥于理学之藩篱，而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其论学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以经学为根本，以史学为辅助，以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总之，《融堂书解》乃研究《尚书》之重要典籍，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不可磨灭。钱时以其渊博之学、独到之见，为后世学者开辟了《尚书》研究之新途径。是书之传世，不仅为治《尚书》者之利器，亦为研习宋学之津梁，值得后人深入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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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详解》二十六卷，乃武英殿聚珍版之一，以木活字印制，又有福建、广东两省重刻之版。此书为《尚书》注疏之重要典籍，荟萃诸家之说，详加诠释，探赜索隐，为研习《尚书》者不可多得之参考。
《尚书》者，五经之一，载上古圣王之政教言辞，为后世治国安邦之圭臬。然其文辞古奥，意蕴深远，非经注疏，难以窥其堂奥。《尚书详解》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宗孔孟之旨，又采汉唐诸儒之说，更佐以宋元明儒之论，以求通达古今，贯通义理。其内容上自尧舜禹汤，下至文武周公，悉为剖析，举凡典谟训诰，无不详加疏解。
书凡二十六卷，首卷为总论，述《尚书》之源流、体例与要义；次卷至二十五卷，则依篇章次序逐一注解，于每篇之首，先述其大旨，次列其条目，后详其文义；末卷为附录，辑录历代学者之评说与考证。其体例严谨，层次分明，既便于初学，又可供学人深造。
木活字印制，乃当时书籍印刷之创新，字迹清晰，版式规整，便于传诵。福建、广东两省重刻，则使其流传更广，影响益深。此书不仅为经学之重要典籍，亦为印刷史之珍贵文献，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综上，《尚书详解》二十六卷，集众家之智慧，成一家之言说，为研读《尚书》之必备典籍。其版本之珍稀，注释之精详，皆彰显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诚为古籍中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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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山人古文尚书》者，清季洪良品所撰也。是书凡四种，积二十三卷，光绪十四年铅印本问世，乃清季经学之瑰宝，古文尚书研究之杰作也。
洪良品，字子安，号龙冈山人，江苏武进人也。夙研经史，尤邃于《尚书》。尝慨古文尚书之奥邃难明，学者多昧其义，遂竭毕生精力，诠解注释，成此宏篇。其书博采众家之说，参以己见，务求贯通古今，阐发经义。每卷皆详加考订，字句必求其确，旨意必求其明，可谓集古文尚书研究之大成。
是书四种，依次为《尚书大义》、《尚书析疑》、《尚书章句》、《尚书集传》。首卷《尚书大义》，总论全书之旨，阐发义理，纲举目张，俾读者一目了然。《尚书析疑》则针对历朝历代对《尚书》之疑义，一一辨析，务去其惑。《尚书章句》则逐章逐句，详解其文，务求其意。《尚书集传》则荟萃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务得其真。四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为古文尚书研究之宝典。
光绪十四年，此书以铅印本问世，字体工整，版式精美，足见雕版印刷技艺之精湛。洪氏自序云：“是书之作，非敢自以为是，亦非妄自菲薄，惟愿有裨于后学，庶几不负夙愿。”观其言，可知其用心之良苦，治学之严谨矣。
后世学者，若欲探究古文尚书之奥义，必先研读此书。其于古文尚书之研究，实有发轫之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功不可没也。故此书不仅是清季经学之代表作，亦为中国古文尚书研究之重要里程碑，值后学者珍藏研习，以求博古通今，融会贯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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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清江声所撰，并附《外编》一卷，《末》一卷，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刊行于江氏近市居，篆文精刻。此书乃江声潜心经学，集先儒之注，参校群籍，广征博引，成一家之言者也。江声博通经史，尤精《尚书》，以古文为宗，兼采今文之说，折衷于义理，疏解经义，多所发明。其书以篆文刊刻，古雅端庄，足见江声崇古尚朴之旨，且篆文之刻，亦为清代经学书籍之罕见者，殊为珍贵。
是书卷帙分明，首列《尚书》经文，次集众家之注，其注文精审，考据详备，凡古今异同之字，字音字义之辨，皆一一标明，疏解详尽。江声于经文疑义之处，多引经据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务求其是。其《外编》一卷，辑录《尚书》相关之文献，广搜博采，补正经注之不足；《末》一卷，则多载江声自注之文，或考订字义，或阐发义理，皆为其研究《尚书》之心得，尤见其学术之精深。
江声此书，成于乾嘉时期，正值清儒考据之学鼎盛之际，故其书亦多承乾嘉学派之遗风，重实证，尚考据，精于校勘。其篆文刻本，不仅为学术之典藏，亦为书法之瑰宝，实为清代经籍中之珍品。今观此书，虽历经岁月，然其篆文清晰，墨色如新，足见当年刻工之精湛，江氏近市居之用心。学术之传承，赖此经典；文化之瑰宝，得存于世。《尚书集注音疏》一书，既为经学之圭臬，亦为篆刻之杰作，诚可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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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十卷，明人佚名所撰，乃锡山华氏会通馆以铜活字印行之古籍也。此书为经学之典，专攻《书经》之音释，以正其音，释其义，俾学者得以明经义，通文理。其内容博采众说，考证精详，于字音字义之辨析，尤为精审，可谓《书经》音释之集大成者。
是书以铜活字印制，技术精湛，字体工整，版式清晰，乃明代印刷工艺之杰作。铜活字之运用，不仅提高了印刷之效率，亦使书籍之流传更为广泛，对文化之传播贡献良多。华氏会通馆，以印书闻名于世，其铜活字印本，尤为后世所珍视，此书亦其代表之作也。
书中十卷，分门别类，各有所长。首卷为总论，概述《书经》之要旨，次卷至末卷，逐篇逐章，详加音释。每篇之前，先列经文，次附音注，末加释义，结构严谨，条理分明。音注多采古音，释义多引古训，既承前人之余绪，复开后世之新径。
其校正之功，尤为显著。书中所引诸家之说，皆经仔细校勘，务求精当。凡有异同，必加考辨，以定去取。故其内容，既不失古书之原貌，又具今人所易解之理。读者展卷，既得古义之真谛，复省考据之繁劳，实为学《书经》者之有益助也。
《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十卷，虽为佚名之作，然其价值不可小觑。其音释之精，校正之严，印刷之工，皆足垂范后世，为研经者所不可不备之书也。阅是书者，若能细加研读，必能窥探经学之奥义，领略古人之智慧，诚为文化传承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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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诰解》四卷，宋杨简所撰，存于《四库全书》本，乃乾隆皇帝亲笔御书。杨简，字敬仲，南宋学者，师从陆九渊，精于儒学，尤长于经义。其著作颇丰，《五诰解》乃其解经之代表作，专释《尚书》五诰之文，即《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五篇。该书既承先贤之旨，亦融己意，阐发经义，独有创见。
杨简解诰，首重义理，兼考训诂，于文意、史实皆详加辨析。其论《大诰》，申明周公辅成王之艰辛，圣人救世之苦心；解《康诰》，申明周公平乱安民之策，为政以德之旨；释《酒诰》，明酒戒之深意，警戒后人修身治国之道；阐《召诰》，述召公辅政之贤，明君臣相得之益；论《洛诰》，解周公定洛邑之事，见圣人安邦之远虑。全书条理清晰，义理通达，于经学之阐发多有独到之处。
此书本于南宋刊行，后经明、清诸代学人传抄、刊印，尤以《四库全书》本为善。是书于乾隆年间入藏四库，乾隆皇帝亲笔题写书名，足见其珍视。《四库全书》本《五诰解》，不仅为宋学之重要文献，亦为后世经学研究者所必读。其注疏详实，考证精严，既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尚书》五诰，亦能为研经者提供诸多启发。此书实为宋代经学与《尚书》研究之重要典籍，存世价值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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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图说》四卷，清舒俊鲲所撰，乾隆三十七年刻本。是书乃研求《书经·洪范》之论著，专为阐释《洪范》之奥义而为图说，条分缕析，精微周详。
《洪范》者，上古相传之治国大法也，载于《尚书》，传为箕子授周武王之论。其文辞简约，义理深邃，实为儒家经典中之纲领。然其辞义晦涩，古来学者虽多阐发，然皆难免于歧义纷纭。舒俊鲲此作，独辟蹊径，以图说为解，图解并重，颇能疏通文义，阐发微旨。
其书凡四卷，首卷总论《洪范》大义，剖析九畴关系，阐明“五行”、“五事”等诸目之精要。二卷、三卷则分述九畴各目，详加图解，辅以文字，于“五福”、“六极”等篇目尤多创见。末卷则综述全书，并附诸家评论，以为参证。其图说翔实，文辞洗练，虽为解经之作，然不失为学术之精品。
舒俊鲲，字子翼，号南溟，清乾隆间学者。其生平不甚详，然观此书，足见其学识渊博，尤精于《尚书》之学。其所撰《洪范图说》，于乾隆三十七年刊行，流传不广，然其所持见解，于后世《洪范》研究颇有启发之功。
此书之刻，正值乾隆盛世，文人学者纷起，著述如林。舒俊鲲之作，虽未如当时大家之广为人知，然其独辟蹊径，以图说解经，实为学术之创举。其书虽流传不广，然于《洪范》研究之贡献，实不可没。
今观此书，虽历数百载，然其图说精微，文辞高古，犹可窥见清代儒者解经之风采。其于《洪范》之阐发，虽非尽为定论，然其精思独见，实可为后学之津梁。今重刊此书，于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皆有裨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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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注补》五卷，清儒潘士权所撰，成书于乾隆四年，刊刻以传世。是书以《尚书·洪范》为本，旁征博引，补遗阙漏，阐幽发微，洵为经学之巨著也。
潘士权，字衡士，号东皋，江苏吴县人。幼承家学，博通经史，尤精《尚书》之学。其于《洪范》一篇，钻研日久，心得独深。以历代注疏多有不逮，遂发奋著书，补其所缺，正其所误。是书之成，积数年之功，殚精竭虑，几经删改，始克付梓。
《洪范注补》分五卷，首卷总论《洪范》大义，次卷逐句注释，三卷详考五行之说，四卷论九畴之义，末卷为附录，收录历代论《洪范》之文。其体例严谨，考据翔实，凡所引证，皆标明出处，不为虚语。
潘氏注《洪范》，以汉儒为主，兼采唐宋以来诸家之说，折衷至当。于五行、九畴之义，尤多新解，发前人所未发。如论五行之序，谓土居中，乃万物之本；论九畴之用，谓皇极居中，乃治国之要。其说虽未尽合古义，要亦一家之言，足资参考。
是书刊刻精良，字迹清晰，版式规整，洵为清代刻本之上乘。书前有自序一篇，述其著书之旨，书后有跋，记其刊刻之事。其序跋皆文采斐然，意旨深远，可补正文之未备。
《洪范注补》之刊行，于《尚书》学研究，贡献匪浅。其补遗阙漏之功，尤不可没。后之学者，研习《洪范》，多赖此书以明义理，考源流。故此书实为经学之津梁，后世之宝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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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说》一卷，清李光地所撰，康熙四十七年刻本。此书乃光地研读《尚书·洪范》之心得，阐发其微言大义，考辨其源流，实为清初经学之重要著作。
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其学博通经史，尤精于《易》《书》二经，著述宏富。《洪范说》乃其晚年之作，积数十年之功力，融会贯通，成此一卷。
《洪范》者，《尚书》之一篇，言天地之大法，治国之纲常，古人称为“洪范九畴”。光地以为，此篇乃上古圣王治国之精要，其义蕴深远，非浅学者所能窥测。故其书不惟释字义、校文本，更于书中微旨，发前人所未发。
书中首论《洪范》之来历，以为乃箕子所传，周武王访之，载于《尚书》，以垂万世。次论《洪范》九畴之序，光地以为九畴乃天地之常道，治国之大经，其叙次井然，不可错乱。再论五事、八政、三德、稽疑、庶征诸条，光地以为皆圣王修身治国之要，其义深远，非浅学者所能窥测。
光地此书，考据精详，义理明畅，不惟为《洪范》之解，更为治国之方。其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时天下已定，光地欲以此书为治国之鉴，故其书不仅为学术之作，更为经世之书。读者读此书，不惟知《洪范》之义，更知治国之道，其为益也，岂浅鲜哉！
此书刻本精美，字迹清晰，版式疏朗，实为清初刻本之佳品。今虽经数百载，仍可窥其原貌，学者得之，必当珍之如宝。李光地之《洪范说》，诚清初经学之瑰宝，治国安邦之良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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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正论》，凡五卷，乃清儒胡渭所撰，乾隆年间恭呈御览，收入《四库全书》。此书博采众家之说，折衷群言，旨在阐发《尚书•洪范》之微言大义，正本清源，故名曰《正论》。
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康熙间举人，博通经史，尤精《尚书》。其著书立说，务求实事求是，不尚虚谈。是编之作，乃其晚年精心结撰，融会贯通，多有阐发。
卷一、卷二为《洪范》本文，逐字训诂，详加考辨。胡氏认为《洪范》乃箕子授武王之书，非孔子所作，批驳宋儒臆说，颇见卓识。卷三至卷五为《洪范传》，广征历代注疏，折衷众说，间下己意，多所发明。其于”五行”、”皇极”等义理，阐发尤精，多与宋儒立异，而实能发先儒所未发。
是书体例谨严，考证精详，于历代《洪范》学说多有辨正。其立论虽与时儒异，然皆出于深思熟虑，非苟求立异者可比。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发明古义，足资考证”，为清初《尚书》学之佳构。
卷末附《洪范图说》，亦胡氏所撰，以图解明《洪范》大义，图文并茂，便于初学。全书虽以考证为主，然亦兼义理，既有经学考据之长，又不失义理探索之旨。
《洪范正论》之成书，正值清初考据学兴起之时，胡渭以博洽之才，精审之思，为《洪范》研究开辟新途，于清初经学之发展，功不可没。是书虽为专论《洪范》之作，然其治学方法及学术观点，对清代经学影响深远，实为清代《尚书》学之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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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明义〉
二卷
.明崇祯十六年漳州刻本
《洪范明义》者，明黄道周所撰也。凡二卷，附《初》一卷、《终》一卷，共四卷。崇祯十六年，漳州刻板以行于世。道周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季大儒，忠烈之士，其学贯儒、道、释，尤精于《易》理。《洪范明义》乃其阐发《尚书·洪范》之微义，融汇天人，抉发至理，洵为经学之巨制。
《洪范》者，《尚书》之篇，言天人相感，皇极之建，九畴之序，盖治世之大法，王者之宝典也。然其文辞古奥，义理深微，自汉以降，注疏纷纭，莫衷一是。黄道周覃思精研，援《易》以解《洪范》，以《洪范》之九畴，配《易》之九宫，阐皇极、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之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文雄辩，其理深邃，推演赜奥，发前人所未发，堪称经学之精华。
是书以皇极为本，以五行为体，以九畴为用，推天道以明人事，阐治道以济时艰。道周生当明季，国事日非，内忧外患，其著此书，实有救世之心，冀以《洪范》之理，匡扶社稷，拯民于水火。故其辞严义正，慷慨激昂，虽为经学之著，亦寓经世之志。
崇祯十六年，漳州刻本刊行，版刻精良，流传甚广。然明亡清兴，此书亦几经战火，幸得存世，今藏于各大图书馆，为后世学者所重。其书虽为明季之作，然其阐发《洪范》之微义，融贯天人，推演赜奥，实为经学之瑰宝，亦为后世治《洪范》者所必参。黄道周以忠烈殉国，其学其志，皆足为后世楷模，而《洪范明义》一书，亦为其不朽之著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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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浅解》十一卷，明人程宗舜所撰，嘉靖间朱靖刻本也。是书依《尚书·洪范》为基，阐发义理，疏解文义，务求通达，故名“浅解”。其体例严谨，析理精微，虽名曰“浅”，实则深奥，诚为研习《洪范》之良助也。
程宗舜，字不详，号亦未传，然其学博识广，精于经术，尤长于《尚书》。是书之作，盖因《洪范》篇目深奥，古来注疏纷纭，学者多感难解，故程氏以浅显之言，疏通文义，使后学得以入门，进而深究其旨。其疏解之法，多引前贤之说，兼采众长，而又不泥于旧注，时有新见，发前人所未发。
卷首有序，略述撰书之意，以为《洪范》乃圣人治国之大法，其义理精微，非浅学可窥，然若不为之解，则后学将无由入门。故程氏不揣浅陋，勉力为之，务使文义昭然，义理通畅。其书虽为“浅解”，然亦不失深湛，读者可以浅入深，渐得圣人之奥旨。
朱靖之刻，工妙绝伦，字画端正，行款清晰，版式古朴，不失嘉靖刻本之特色。朱氏刻书，素以精审著称，是书亦不例外，其校勘之精，刻工之美，皆可为后世楷模。
总而论之，《洪范浅解》一书，疏解文义，阐发奥旨，虽名“浅解”，实具深意，为研习《洪范》之善本也。朱靖之刻，亦足称善，后世学者得此本而读之，可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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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口义》二卷，北宋胡瑗撰。乾隆写本，藏于四库全书，为儒家经典《洪范》之注疏。胡瑗者，北宋大儒，字翼之，号安定先生，学问渊博，尤精经学，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其学重经世致用，开宋学之先河，影响甚巨。此书乃其讲授《洪范》之义，弟子辑录成编，旨在阐发《洪范》之大义，以明圣人之道。
《洪范》者，传为大禹所述，载于《尚书》，乃古代治国安邦之要典，言天地人伦、五行九畴之理，为儒家政治哲学之重要文献。胡瑗此作，既承汉唐经学之传统，又融会宋学之新义，以简洁明快之语言，诠释经文要旨。其解《洪范》，注重义理之发挥，尤重天人感应、五行生克之理，强调修己安民、治国平天下之道。
书中论“五行”，谓水、火、木、金、土，乃天地万物之本，相生相克，循环不息，为人事之准则。论“九畴”，言治理国家之九大纲领，曰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皆以天人相应为旨归。胡瑗于此多引经据典，博采众说，又结合时事，提出政教合一、德治为本之主张，以为王者当修身以正己，法天以行政，方能国泰民安。
其书虽简，然义理深湛，文辞雅训，为后世研习《洪范》之重要参考。胡瑗之解，既承先贤之精华，又启后世之新思，为宋学之滥觞，于中国经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此书虽仅二卷，然内容精要，见解独到，诚为研治《洪范》、探究儒家政治思想之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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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古今义案》不分卷，清人所撰，佚名，抄本传世。是书专研《禹贡》之义，深究古今之变，堪称学术瑰宝。《禹贡》者，《尚书》之一篇，载大禹治水之功，布九州之制，为地理之鼻祖。此书以《禹贡》为本，广采众说，辨析古今，旨在阐明经义，考订史实。
是书首论《禹贡》之源流，叙其成书之由，考其作者之疑，辨其版本之异。次析《禹贡》之体例，分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详其脉络，明其旨归。再论《禹贡》之地理，考山川之位置，辨河流之走向，证古今之变迁。终述《禹贡》之制度，论贡赋之制，析五服之等，考政区之设。
是书广引经史，博采众说，凡《尚书》、《周礼》、《史记》、《汉书》等典籍，无不征引。又兼采诸家之说，如郑玄、孔颖达、朱熹、顾炎武等，皆有援引，辨其是非，明其得失。是书考证精详，辨误纠谬，凡古今之说，无不考订，务求其是。是书议论宏富，见解独到，凡经义之疑，无不辨析，务得其解。
是书虽佚名，然其学术价值，不可轻估。其考订之精，议论之富，足为后学之津梁。是书抄本传世，虽非刻本，然其字迹工整，纸张精良，足见抄者之用心。是书研究《禹贡》，阐发经义，考订史实，足为学术之钜著。后之学人，若能研读是书，必能得益良多，对《禹贡》之研究，亦能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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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汇解〉
六卷
.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禹贡汇解》六卷，附《首》一卷，清洪兆云所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是书以《禹贡》为经，汇诸家之说，详加疏通，为研究《禹贡》之重要学术著作。洪氏治学严谨，博采众长，融贯古今，于《禹贡》之地理、山川、职贡、物产、制度等，皆有精辟之论。
《禹贡》为《尚书》之一篇，乃古代地理之经典，然其文字古奥，义理深邃，后世学者解读多有歧异。洪兆云乃集前人之大成，参以己见，撰成《禹贡汇解》。其书首卷为《禹贡》原文，并附诸家注释之要义，次卷至六卷则按篇分述，逐句解析，引证翔实，考辨精详。
洪氏于《禹贡》山川地理之辨，尤为精审。其以《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为据，详考山川之方位、水道之变迁，纠正前人之谬误，揭示《禹贡》之地理实况。于职贡物产之制，洪氏亦多所阐发，推究古代贡赋之制，揭示其与政治、经济之关系。
是书之编撰，既承前人之学，亦开后世之门。其引证之广博，考辨之精审，论述之详明，皆为后世学者所重。光绪二十八年之刻本，刻工精良，版式雅正，为清代古籍之佳本。此书之流传，不仅为研究《禹贡》者所必备，亦为探讨中国古代地理、历史、制度之重要参考。
洪兆云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禹贡汇解》乃其代表作之一。其书虽为清人之作，然其学术价值不因时代而减，反愈显其宝贵。今日研读《禹贡汇解》，不仅可以领略洪氏之学术风采，亦可深入理解《禹贡》之精髓，窥见古代地理与制度之全貌。
总之，《禹贡汇解》为《禹贡》研究之重要学术著作，洪兆云以其渊博之学识、严谨之态度，撰成是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其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之丰富，更在于其学术之严谨与思辨之深刻，堪称清代《禹贡》研究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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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章句〉
四卷
.清咸丰九年刻本
《禹贡章句》四卷并《图说》一卷，清谭漥所撰，成书于咸丰九年。兹书乃述禹贡之旨，详陈山川之分布，水道之脉络，田赋之等差，物产之丰俭，与夫九州之界域，其中精微奥义，皆有条不紊，实为研习《禹贡》者之津梁。
谭漥，字不详，清季学者，博通经史，尤精地理之学。其撰《禹贡章句》，乃欲明禹治水之绩，阐发古圣王之心法。书中以章句解经，释其义理，辅以图说，使读者了然于目，心领神会。其图绘精细，山川河流，方位距离，靡不毕备，诚为后人研究古代地理之瑰宝。
《禹贡》者，本为《尚书》之一篇，叙述大禹治水后，划定九州之界，定其贡赋之事。谭氏此书，虽承前人之说，然不囿于古，多有新见。其于山川之考证，尤见功力，凡古名今地，皆一一详辨，使学者无惑。至其论田赋物产，亦能参酌历代之制，而求其通变，非但墨守旧章而已。
咸丰九年刻版，乃清代中叶之际，版刻精美，文字清晰，图绘尤为生动，为后世刻本之典范。今观是书，不仅可窥谭漥之学识，亦可睹清季雕版印刷之工艺，可谓一举两得。
总之，《禹贡章句》与《图说》并观，实为研读《禹贡》之必备典籍，对于理解古代地理、经济及版图变迁，均有不可替代之价值。谭漥此书，实有功于学林，其勤勉笃学之精神，亦足为后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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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古今注通释》六卷，清侯桢所撰，咸丰元年古抒秋馆刻本。是书以《禹贡》为本，博采众说，参以己见，详加考释，欲明古今地理之变迁，辨山川水道之流势，实为研习《禹贡》之要籍。
侯桢，字君实，号东轩，清嘉庆、道光间学者。其学渊博，尤精经史，于地理、水利诸科皆有深研。《禹贡古今注通释》者，乃其倾力之作，盖欲贯通古今，疏解《禹贡》之疑难，以飨后世学者。
《禹贡》者，《尚书》中之一篇，传为夏禹治水之作，述九州山川、贡赋、物产之要，实为古代地理之瑰宝。然年代久远，山川易势，文辞古奥，后世学者多有不解之处，故历代注家蜂起，各抒己见，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侯桢此书，首卷为总论，明《禹贡》之宗旨，述其成书之由，辨后世诸家之得失。次卷至五卷，逐句注释《禹贡》之文，博引《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及诸家之说，参以当时地理，详考山川水道之古今变迁，辨其流势，明其方位。末卷则附录历代关于《禹贡》之重要论著，以便读者查阅。
书中尤重地理考证，以地图为据，详考山川之方位，水道之流势，辨正《禹贡》中所谓“九河”“九江”“九泽”等地理名称之实际位置，并详述历代治水之策，以明古今水利之变迁。
侯桢之注，言辞严谨，考证详实，兼采众家之长，又参以己见，多有创获。其考辨山川水道之流势，尤为精审，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如论“九河”之分布，辨“九江”之流向，皆能旁征博引，考证详实，实为研习《禹贡》之重要参考。
《禹贡古今注通释》一书，博采众说，精于考证，实为研究《禹贡》与古代地理之重要著作。读者借此书，可得《禹贡》之精义，明古今地理之变迁，识山川水道之流势，实为研习经史地理之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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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今释》二卷，清芮日松撰，道光八年泾县潘氏求是斋刻本，乃诠释《尚书·禹贡》之书也。其书以疏通古义、阐发新训为旨，故曰“今释”。芮氏博稽群经，参酌众说，折衷一是，发前人所未发，诚为研治《禹贡》者必读之要籍。
《禹贡》者，《尚书》之一篇，记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制田赋、定贡物、分山川、画疆界之事也。其文简古难明，历代注解者有之，然或失之穿凿，或流于臆断，鲜有能融贯古今、折衷至当者。芮氏《今释》，既不拘泥旧说，亦不妄出新解，凡所诠释，必参验经史，考订精详，以求合乎圣贤之本意。
其书卷一释九州山川，卷二释贡赋疆界，篇目分明，体例严谨。首列经文，次为解释，间附按语，或辨正旧说，或阐发新义，皆持论精审，论据确凿。其释山川，则详考其地理，辨其脉络；其释贡赋，则推究其制度，明其物产；其释疆界，则考其方位、察其形势。凡所考辨，皆以实事求是为主，既不虚美，亦不隐恶，务求还其本来面目。
其书虽名曰“今释”，然亦非尽弃古义，于古人之说，或取或舍，皆以理为断。于旧说之未安者，则辩之；于新说之可采者，则取之。凡所引证，皆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亦不掩己之长。其治学之严谨，考据之精详，实非寻常著述可比。
芮氏《禹贡今释》者，诚为《禹贡》研究之名著，虽经岁月之流逝，然其价值不减反增，今之治《禹贡》者，尤当以之为楷模，奉之为圭臬。潘氏求是斋刻此书于道光八年，距今已百有余年，然其版刻精致，字迹明晰，实为古籍之珍品，为后人研读《禹贡》之大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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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释诂》不分卷，清孙乔年辑，道光五年孙同严校刻本。是书乃考释《禹贡》之专书，乔年以《禹贡》古奥难明，历代疏解虽众，然或失之繁琐，或失之简略，遂广搜博采，参验古今，成此一编，以释其诂。书虽不分卷，然条理井然，分章别段，皆以《禹贡》本文为纲，旁征博引，辨析精微。乔年之释诂，既重视文字训诂，又兼及地理沿革、水道变迁，力求还原《禹贡》之本义。其考据严谨，引证翔实，凡古今学者之说，无论异同，皆备录之，以待后学参详。孙同严校刻本，刻工精良，字体端正，行款疏朗，版心镌有“禹贡释诂”四字，卷首附有乔年自序，详述编纂之旨及成书之由。书末有同严跋语，述其校刻之始末，并赞乔年之学力深厚，是书“有功于经学，有裨于后学”。此书为研究《禹贡》之重要参考资料，对后世学者多有启发，实为清儒经学之佳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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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图说》一卷，清马俊良所绘，乾隆五十四年刻于端溪书院。是书乃马氏精心之作，专述《禹贡》之图说，阐发地理之奥义，补前贤之未备，为后世学者治《禹贡》者所资鉴。
《禹贡》乃《尚书》之一篇，载大禹治理山川、划分九州之伟绩，为上古地理之经典。然其文简古，山川名称、地理形势多晦涩难明。马俊良有感于此，遂绘此图，附以解说，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通晓九州之疆域、山川之脉络、物产之分布。
马氏绘图，工笔精细，方位准确，山川形胜，无不毕肖。解说则引经据典，考证详实，于古人旧说多有订正，兼采时人之新见，务求其是。是书虽为图说，然其地理考证之功，实不下于专著。读者可由此书窥见《禹贡》之精义，亦可藉此了解上古地理之概况。
乾隆年间，考据之学大兴，学者研治《禹贡》者甚众。马氏此书，应时而出，为时人所重。端溪书院为当时著刻书机构，所刻书籍皆精审可传。是书刻工精良，纸墨上乘，堪称善本。
此书于后世亦颇有影响，为治《禹贡》者所必备。今观此书，既可赏其绘图之精美，又可品其解说之精当，更可由此而思古之地理，探上古之奥秘，诚为一卷不可多得之古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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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注节读》一卷，清马俊良撰，乃抄本之珍。此卷择要萃精，旨在解读《禹贡》之大义。《禹贡》者，上古地理经籍，述九州之疆域、山川、物产、贡赋，为后世地理考证、水土研究之源头也。马氏博览群经，精研地理，故能节录其要，注以己见，使之易于后世读者。该书所用《禹贡》，非孔安国传本，实则宋代《书经》之蔡沈传本。然马氏节读之注，删其繁冗，留其精华，解说简明扼要，几无空论陈言，独抒机杼，实为研究《禹贡》之简短而精到之作。抄本首有论九州山川图，后附《九州总论》、《导山论》等篇，与整部《尚书》比较，亦可窥见马氏见解之独到。此书对《禹贡》的研究不无裨益，可供后世学者参考。马俊良节读与注解之合，实乃古籍版本《禹贡》之精要，读之可感知其文如长江大河，涛涛然势不可挡。故今人多以此书为研究《禹贡》之参考。此抄本今存于贵州省图书馆，为湖湘儒贤文丛之一种，亦为清代地理学研究之重要参考文献也。惜夫，三百年间，社会变迁，此书抄本或因保存不善，已不甚完美。然其弥足珍贵之处，乃在于其为《禹贡》研究之一重要注本，且节读之精，注解之简，独领风骚。故此书不仅为研究《禹贡》者所重，亦可为研究清代地理学者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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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解》八卷，清晏斯盛所撰，载于楚蒙山房集，乃乾隆年间刻本。斯盛，字景文，号楚蒙，湖北江陵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其学博通经史，尤精于《禹贡》之学，《禹贡解》乃其潜心研习《尚书·禹贡篇》所得，为清代《禹贡》学研究之重要著作。
《禹贡》乃《尚书》之一篇，记述大禹治水、分九州、定贡赋之事，为古代地理、政治、经济之重要文献。然其文辞简奥，地理变迁，后世学者多所疑惑。晏斯盛以深厚之学养，广征博引，详加考证，作《禹贡解》八卷。其书以经文为纲，逐句诠释，疏通义理，辨析古今地名之异同，考订山川河流之方位，尤重实地考察，以今证古，务求确凿。
卷首有序，述其撰书之旨，谓“《禹贡》为治水之书，亦为治国之典”，旨归实用。卷中各州分述，详载山川、物产、贡赋，兼及风俗、政教，皆据经传，参以史籍，融会贯通。其考证精审，立论谨严，每有创见。如论“导山导水”之次第，辨“九河”之所在，皆发前人所未发。又引宋代以降诸家之说，择善而从，纠谬补阙，使其书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禹贡解》不仅为经学之要典，亦为地理学之巨著。其书刊行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乾隆年间楚蒙山房所刻，字迹工整，版式雅致，为清代版本之佳制。后世学者研习《禹贡》，多取资于此，视其为不可多得之参考。晏斯盛以其学识与考据之功，使《禹贡》之奥义得以昭明，其学术贡献，实不可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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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汇览〉
四卷
.清乾隆间刻修补印本
《禹贡汇览》四卷，附《总论》一卷，清夏之芳撰，乾隆年间刻修补印本。是书乃《禹贡》之学集大成者，夏氏博采众家，荟萃精义，成此鸿篇。《禹贡》为我国最古之地理书，载于《尚书》，而《禹贡汇览》则集前贤之说，辨正阐发，尤为详备。
夏氏之学，根柢精深。其《汇览》卷一至卷三，以地理山川为主，分述九州之疆域、山川、物产，条分缕析，考证精详。其所引诸家之说，诸如班固、郦道元、顾祖禹等，皆广搜博采，务求其是。夏氏于每节之后，附以己见，或正前人之误，或补前说之阙，辨疑析难，见解独到。卷四则专论水道，考江河之源流，辨古今之变迁，尤重黄河、长江等大川之脉络，详述其治水之策，实为研究水利史之珍籍。
其《总论》一卷，则综论《禹贡》之大旨，兼论地理、水利、田赋诸端。夏氏以为《禹贡》非仅地理之书，实为治国安邦之重典。其论地理，力主山川形势乃邦国兴衰之本；论水利，则以为治水之道，关乎民生；论田赋，则强调均平赋税，乃安民之策。夏氏之论，融汇古今，贯通经史，实为《禹贡》学之集大成者。
此书刻于清乾隆间，其后复经修补印行，卷帙完好，字迹清晰，纸墨俱佳。其版本虽非初刻，然修补精审，内容完整，足资研读。近代以来，学者多推重此书，以其考证详密，立论精当，实为研究《禹贡》及古代地理、水利之重要参考。今观此书，犹可窥夏氏之学深厚，亦可见清代学术之昌明。但凡治经史、地理者，不可不读此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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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方域考》一卷，清汤奕瑞所撰，雍正十二年刻本。此书专研《禹贡》地理，博采群籍，详考方域，实为地理学之瑰宝。夫《禹贡》者，《尚书》之一篇，乃大禹治理水土，划分九州之实录，后世以之考地理焉。
汤氏之书，承前启后，发幽阐微，对《禹贡》所载山川、河流、疆域，逐一考辨，尤重方域变迁之迹。其论九州分界线清晰，山水之名实相符。每考一地，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求其真。如论冀州，言太行、恒山之界线；论兖州，辨济水、黄河之变迁。汤氏精于地理，擅长考证，每见古人疏漏之处，必加匡正，务求真相。
此书之作，实为清代考据学之典范。汤氏治学严谨，不易苟同，尝遍阅汉唐典籍，旁及稗官野史，所考之证，无懈可击。如其考《禹贡》中所载“导山导水”之文，尤为精湛，既述古人之见，又抒己意，条理分明，见解独到。读其书，如亲历其境，山川河流，栩栩如生。
是书刊刻于雍正十二年，版式古雅，字体工整，为清初刻本之佳品。其卷帙虽薄，然考证之详，实非后世泛泛之作可比。凡治《禹贡》者，必当以此为津梁，庶几不致谬误。惜其流传不广，近世知者甚少，然其学术价值，历久弥新。盖地理之学，关乎国计民生，非但资考据而已。汤氏《禹贡方域考》一书，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之重要文献，学者不可不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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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臆参》二卷，清人杨陆荣所著，乃杨潭西先生遗书之一，乾隆年间刊刻。此书以诠释《尚书·禹贡》篇为主，参以己见，故名“臆参”。杨陆荣，字潭西，博学多才，尤精于经学，其著述颇丰，而《禹贡臆参》尤为世所重。
《禹贡》一篇，乃古人记述地理之经典，涉及山川、河流、土壤、物产等，为后世地理学之滥觞。然其文辞简古，义理深奥，后人解读多有歧义。杨陆荣此书，旨在阐发《禹贡》之微言大义，辨正前人谬误，参以己见，以求其真。
书中首卷，杨陆荣先列《禹贡》原文，逐句详释，引证群经，以明其义。其释文精当，考证严谨，多能发前人所未发。次卷则为杨陆荣之“臆参”，乃其对《禹贡》篇之独到见解。杨陆荣以为，《禹贡》虽为地理之书，然其背后实寓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含义，故其诠释不仅限于地理，更涉及历史、哲学等多方面。
杨陆荣之《禹贡臆参》，虽为个人之见，然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书中对《禹贡》篇之解析，多有创见，为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此外，杨陆荣之文笔流畅，论述清晰，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此书之版本，乃乾隆年间所刻，为杨潭西先生遗书之一。版式古朴，字迹清晰，颇具收藏价值。今人研究《禹贡》，仍可从中汲取智慧，启迪思维。
总之，《禹贡臆参》二卷，乃清人杨陆荣诠释《禹贡》篇之力作，其见解独到，考证严谨，文笔流畅，为研究《禹贡》者不可多得之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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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谱》二卷，清王澍、金询共撰，康熙四十六年积书岩刻本。是书以《尚书·禹贡》为宗，考九州山川形势、贡赋物产，图以明之，谱以述之，务求阐发禹治水之遗意，补先贤之阙漏。
王澍，字若林，江苏金坛人，康熙进士，博通经史，尤精考据，著有《大学衍义补》等。金询，字方亭，浙江仁和人，康熙举人，善文辞，通地理，曾参与编修地方志。二人皆以淹贯典籍、精研地理著称，故能共成此谱。
书中首列九州之地，详考山川脉络、河流走向，以图明其方位；次述贡赋物产，细辨土性肥瘠、物产丰寡，以谱记其异同。其图谱之设，既补《禹贡》原文之简略，亦纠历代注疏之讹误，旨在使后世览者，得睹古人开疆划野之规模，识先王制贡定赋之典则。
此书考据精审，引证赅博，如论河源之变迁、江汉之分合，皆能旁征博引，折中众说；又如辨黑水之所在、三危之方位，亦能据理详核，发前人所未发。其辨物产，则依《本草》《尔雅》诸书，考其性质，述其功用，俾后世知土宜而兴地利。
书成于康熙盛世，正值朝廷纂修《大清一统志》，故其考地理、述物产，尤能为国史之补充，资地方之考证。积书岩刻版精良，校勘严谨，流传至后世，足为《禹贡》学之要籍，治地理者之津梁。
总之，是书以图谱释《禹贡》，以考据明地理，以详核辨物产，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启后学之新径。治经史者读之，可得上古之遗意；考地理者览之，能明山川之形势；论物产者观之，可知土宜之利便。洵为《禹贡》学者不可不读之佳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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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正义〉
三卷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禹贡正义》三卷，首一卷，清曹尔成所撰，乾隆十一年刻本也。此书乃考辨《禹贡》之精义，阐发其微言大义，以正古今之误解，故名曰“正义”。曹氏博通经史，穷究典籍，尤精于地理之学，故于此书，考证详实，议论精当，可谓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又有独得之见。
《禹贡》者，《尚书》之一篇，记大禹治水之功，兼言九州山川、物产、贡赋之制。然其文简古，义理深奥，后世学者多有所疑，历代注解亦不乏歧义。曹氏有感于此，遂撰此书，旨在辨明《禹贡》之真义，纠正前人之误说。
书之首卷，总论《禹贡》之旨，考其作者，辨其成书之时，并论其与《尚书》之关系。曹氏以为，《禹贡》虽为大禹所作，然经后人整理润色，成书于周代，非纯然夏代之书也。又谓《禹贡》非仅为地理之书，实为治国安邦之要典，其言山川、物产、贡赋，皆寓治道于其中。
中、下二卷，则分论九州之山川、河流、物产、贡赋，详考其地理、名物，辨其古今之异同。曹氏广引历代地理志书，参以实地考察，对《禹贡》所载之山川、河流，一一考其源流，辨其方位，力求精确无误。于物产、贡赋，亦详加考辨，论其种类、产地、用途，并探讨其与当时社会经济之关系。
曹氏之书，考证精详，议论确当，虽偶有疏漏，然瑕不掩瑜，实为《禹贡》研究之重要著作。其书刊行于乾隆年间，正值清代考据学盛行之时，曹氏此书，亦可谓考据学之重要成果。后世学者研究《禹贡》，多以此书为参考，其影响深远，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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