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明臣奏议〉 四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福建本、广雅书局本）

《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乃清高宗乾隆年间敕纂之巨著，辑录明代诸臣奏疏，以彰明臣之忠言、治国之良策。此书辑选精审，分类详明，涵盖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实为研究明史之重要文献也。其版本有二：一为武英殿聚珍版福建本，一为广雅书局本。 武英殿聚珍版福建本，乃乾隆年间清廷所刻，雕版精良，字迹清晰，版式规整，校勘严谨，堪称官刻之典范。此本以福建地区雕印，故称福建本。其选材上乘，纸墨俱佳，印刷精细，流传甚广，深受士林推崇。 广雅书局本，则为清光绪年间广雅书局所刊，虽非官刻，然亦承袭武英殿之遗风，版式规整，字迹工整，校勘亦颇用心。此本校对精审，讹误较少，且于版式、字体上稍作调整，更便读者。广雅书局本虽问世较晚，然因其精善，亦为学界所重。 此书内容博赡，选录明代诸臣奏疏，涉及国计民生、制度沿革、军事边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其选材精审，既录名臣巨擘之宏论，亦收普通官员之建言，故能全面反映明代政治风貌与士人思想。盖明代奏议之精华，尽萃于此书，读之可窥明代治国理政之得失，亦可考见明代士人之忧国情怀。 《御选明臣奏议》不仅为研究明史之重要资料，亦为后世治国理政之镜鉴。其四十卷帙，卷帙浩繁，然条理清晰，分类明确，便于查检。此书之刊行，既为保存明臣之忠言，亦为后世提供治世之策，实为不可多得之典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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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诸臣奏议〉 一百五十卷 〔南宋〕 赵汝愚辑 .明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

《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南宋赵汝愚辑录，其所载乃宋室诸臣之奏章议论文牍也。弘治三年，华燧以铜活字之术，于会通馆精印此书，名曰《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可谓印工精湛，字迹明晰，为明版书之佼佼者。 是书所辑，乃自宋太祖至宁宗朝，诸臣上呈之奏议，内容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实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变迁之珍贵史料。赵汝愚，字子直，谥文节，宋代名臣，学识渊博，编此书以启发后学，裨益国事。 华燧者，明弘治间人，致力活字印刷，首创铜活字，以此印书，流布广远。《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即其代表作，后世称为“会通馆本”，于古籍版本学、印刷史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此书编排严谨，凡例分明，卷首有目录，便于检索。各卷所录奏议，皆按年代排次，原原本本，未曾删削。其文字流畅，论证严密，足见宋代文臣之才识与治世之良策。 今观此书，非独史料之宝库，更见印艺之高超。华燧之铜活字，实开中国印刷之新纪元。《国朝诸臣奏议》遂成珍本，为后世藏书家所重，亦为学者所宝。兹书存世，不仅传宋臣之嘉言良策，亦留明人之匠心巧思，诚可谓文献之双璧也。

〈古奏议〉 不分卷 〔明〕 黄汝亨辑 .明万历二十九年吴德聚刻本

《古奏议》者，明黄汝亨所辑也，不分卷，刻于万历二十九年，吴德聚梓行。是书集历代名臣奏疏，上自秦汉，下迄唐宋，凡国是民生、军务财赋、礼乐刑政、边事灾异，靡不备载。其选文精审，既存史实，复显文采，诚为世所珍重。 汝亨，字贞父，号寓林居士，浙江钱塘人，万历进士，仕至礼部主事。博学多才，尤嗜古文辞，尝谓：“奏议者，国政所系，臣子之忠言，世道之镜鉴也。”故潜心搜罗，择其尤者，辑为此书。其选文标准，一以经世致用为旨，二以文辞雅驯为贵，三以事理明畅为先。故所选之文，或陈时弊，或献方略，或规君德，或恤民隐，皆切中肯綮，足以垂范后世。 是书之体例，分门别类，条目井然。首列“国是”，次“民生”，又次“军务”、“财赋”、“礼乐”、“刑政”、“边事”、“灾异”诸篇。每篇之前，皆有小序，阐明大旨，言简意赅。每篇之后，又有评语，或论事理，或论文辞，皆能发人深省。其评语多引古证今，或援经据典，或比类广譬，无不精审详备。 吴德聚者，金陵刻书世家也，以精工著称。是书版式疏朗，字迹清晰，纸墨俱佳，堪称善本。今观是书，既有史料之价值，复有文学之意义，诚为研治古代政治史、文学史者所不可或缺之著作也。 嗟夫！黄氏之辑此书，非徒抄录旧文，实寓深意于其中。欲使后世之君，览古知今，以资鉴戒；使后世之臣，效法前贤，以尽忠言。其用心良苦，至矣尽矣。是书之存，不仅为文献之宝，更为治国之镜，良可宝也。

〈右编补〉 十卷 〔明〕 姚文蔚辑 .明万历三十九年刘伸等刻本

《右编补》十卷，明姚文蔚所辑也。姚氏博学多才，精于史籍，尝感前人所编《右编》所遗之阙，遂广搜典籍，补其未备，成此十卷。书以明万历三十九年刘伸等刻本传世，版本精良，字迹清晰，为后世所重。 是书所辑，皆历代典章制度、礼仪律令、职官名物之属，尤以明制居多。姚氏采撷群书，删繁就简，务求详略得当，纲目分明。其编次之法，先列总纲，次分细目，每目之下，俱引原文，间附按语，或析其义，或辨其误，俾读者一目了然，知所取法。 其卷一至卷三，专载明太祖朱元璋所定之《大明律》及《大明会典》，详述其条文、释义，并录当时奏议、判例，以备参考。卷四至卷七，则辑录历代职官、兵制、科举、赋税诸事，旁征博引，极为赅备。卷八至卷十，载礼乐、仪制、天文、地理等，虽非直接关乎政事，然皆为治国安邦所不可忽者，故姚氏亦特为收录，以补前书之未备。 姚氏此书，非但为《右编》之补，实亦为明制之总汇。其编撰之精，取材之广，足资后世考证。且姚氏于每卷末，皆附以自序，详言编撰之旨，考订之由，尤可见其用心之勤，用力之深。 万历三十九年，刘伸等以其书有益于国事，遂刻以行世。其刻工精细，校雠严谨，书成之后，流布甚广，朝廷士大夫，皆重其书，以为治事之助。今观其书，非但为考证明制之渊薮，亦为研究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也。 此书虽为补编，然其价值不亚于前书，实为明代文献中不可多得之作。姚氏之功，可谓大矣。是书之传，亦为后世学者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礼仪律令之重要参考，其功不可没也。凡有志于明史者，皆当取而读之，庶可明其典章，得其旨趣。

〈荆川先生右编〉 四十卷 〔明〕 唐顺之辑 .明万历三十三年南京国子监刻本

《荆川先生右编》四十卷，乃明人唐顺之辑撰，刊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为南京国子监之刻本。此书为唐氏晚年所著，继其《左编》之后，补其所未尽，故名《右编》。全书分四十卷，内容博涉经史子集，尤以史部为要，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体例严谨，编次有序，论议宏富，足见唐氏学问之深邃。 此书之撰，盖因唐氏深感当时学风流弊，欲以著述匡正之。故其采摭群籍，甄别真伪，以史证经，以经明史，经纬交织，颇有见地。其论史事，不迷信旧说，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匡正史家之谬误。其论经籍，亦能融会贯通，不拘泥于门户，考订详赡，辨析精微。 《右编》之刊刻，正值万历之世，时值明代学术鼎盛之期。南京国子监为当时文化重镇，所刻之书，多具珍本，故《右编》之刻，亦为学界所重。唐氏此书，既承先贤之绪，又启后学之思，实为明代学术之瑰宝。 此书之于后世，颇有影响。清代学者多引其说，校勘典籍，释疑解惑，莫不引为据依。近代以来，虽经学式微，然《右编》之学术价值，仍为学界所重，于研究明代学术史、史学史、经学史，皆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荆川先生右编》四十卷，乃唐顺之毕生心力所萃，其学术之精深，见解之独到，编次之精审，皆足称道。万历南京国子监之刻本，更为其珍贵之版，于古籍收藏及学术研究，均有不可替代之价值。

〈历代名臣奏议〉 三百五十卷 〔明〕 杨士奇辑 .明崇祯间东观阁刻本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明杨士奇辑，崇祯间东观阁刻本是也。此书浩繁博奥，包罗万象，乃奏议之巨制，亦史林之明珠。杨士奇，明初名臣，文采斐然，学问淹贯，择历代名臣之奏章，辑为是书，以资政鉴，以明得失。其编次精审，体例谨严，上起周秦，下迄宋元，凡君臣之间，政事之要，治国之道，安民之策，无不备载。 是书之旨，非徒辑录旧文，实欲借古鉴今，昭示政治之得失，警示后世之君臣。每篇奏议，皆详其始末，述其背景，俾读者能明其意，得其旨。其内容涵盖兴革利弊、治乱安危、财赋兵戎、礼乐教化诸端，实为经世致用之宝典。 崇祯间，东观阁主人以是书为明政之要典，遂付剞劂，刻版印行。其版式精良，字迹清晰，纸墨俱佳，堪称善本。刻印之际，正值明末国势日蹙，此书之传，亦可见时人对治道之殷切期望。 《历代名臣奏议》者，非惟奏章之汇编，实乃政治之镜鉴，历史之宝库。阅是书者，可知明君贤相治国安邦之道，可见乱世奸佞误国亡身之迹。其于今之时，亦不失为治政者之参考，为学者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重要资料。故此，是书之价值，非一时一地之利，实千秋万世之益也。

〈皇明祖训〉 一卷 〔明〕 明太祖朱元璋撰 .明刻本

《皇明祖训》一卷，乃明太祖朱元璋御笔亲撰，集其治国理政之大成，垂范后世，以示子孙。此书开篇即言：“朕观历代帝王，有创业垂统者，有继体守成者，然皆以祖训为宝。”太祖以己身为开创之君，深谙治国安邦之道，故撰此书，以期后人遵循其道，永保江山。 书中首论“修身”，太祖曰：“天子者，天下之本，本正则万民安。”故太祖强调帝王应正己身心，以德服人，方能治理天下。次论“齐家”，书中详述帝王治家之道，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太祖以为，帝王之家乃天下之表率，故家道正，则天下正。 继而论“治国”，太祖以己身经验，详述治国之策，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太祖强调选贤任能，以贤才治国，方能国泰民安。再论“平天下”，书中详述太祖开疆拓土，平定四方之策，言：“天下之事，必先知其所由，而后可以为之。”故太祖以为，治天下当先明其理，而后施其策。 书末，太祖以“慎终追远”为结，言：“祖宗之法，不可轻改。”故太祖强调后人当谨守祖训，不可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以保江山永固。 此书乃太祖亲撰，字字珠玑，句句箴言，后世帝王皆以此为治国之典，故有“祖训如山，不可更移”之说。明刻本《皇明祖训》一卷，流传至今，仍为后人研习治国之道之宝典，足见太祖之英明远见，影响深远。

〈汉诏疏〉 六卷 〔明〕 陈衎辑 .明天启间刻本

《汉诏疏》六卷，明陈衎辑，天启间刻本，乃集汉代诏令奏疏之大成者也。陈衎，字子长，号东崖，明季学者，博通经史，尤精于汉典。其辑此书，旨在追溯汉代政治制度之渊源，考究君臣奏对之规仪，以资后世之鉴。 是书编次井然，首列皇帝诏令，次及大臣奏疏。诏令者，乃皇帝敕命，昭示天下，或褒奖忠良，或申令法度，或颁行新政，或赦免罪囚。奏疏者，乃臣工进言，或陈政事，或谏君过，或论兵略，或议礼制。陈衎辑录之时，务求文辞之精炼，义理之深邃，既存原文之真，又显辑者之识。 书中引据广博，采自《汉书》、《后汉书》及诸家杂史，凡有关治道、政教、民生、风俗者，皆悉数收录。且于每篇之下，附以简注，或释名物，或明典故，或考异同，或辨讹误，俾读者得以通晓其义。 《汉诏疏》之价值，不仅在于保存汉代文献，更在于其为后世提供了治世之镜鉴。汉代政治，自高祖开国，经文帝、景帝之治，至武帝、宣帝之盛，乃至光武中兴，其间治乱兴衰，皆可见于诏令奏疏之中。陈衎辑此书，实欲以汉政之得失，启迪后世之君相。 天启间刻本，板式古朴，字迹工整，虽经风雨剥蚀，然犹存珍本之貌。此书之流传，对于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今人览之，既可窥见汉代君臣之言行，亦可体会陈衎辑书之苦心，诚为治史者不可多得之宝典也。

〈两汉诏令〉 二十三卷 〔南宋〕 洪咨夔辑 .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修本

《两汉诏令》二十三卷，南宋洪咨夔辑录，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刊刻，明修本。此书乃摘取两汉君主所下诏令，荟萃成编，旨在存一代之典章，资后世之考镜。西汉诏令，多录自《汉书》；东汉诏令，则采自《后汉书》。每篇诏令辄附纪年，间有增删，以史传校订，俾便参稽。咨夔序曰：“诏令者，帝王之言也，布之天下，传之百代，所以申法令、定典常、施教化者也。”其所选诏令，上起高祖，下至献帝，凡四百余年，择其要者，编年排列，首尾赅备。 是书刊行于元至正间，苏天爵奉命刻印，流传未广。明初修版重梓，遂得传世。盖以年代久远，简策残缺，洪氏精心校雠，补苴罅漏，使一代诏诰，得全璧重光。其考订之勤，采摭之富，实有功于史学。然卷帙浩繁，编辑之际，或有疏漏。明代学者多见其仅存目录，不见其书。 观是书体例，诏令分类，章奏附之，因事立目，条理井然。史传所载，如《文苑》、《儒林》等传中章疏，亦间采入。旁及《史记》、《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集古录》诸书，博引旁征，以资考证。凡有謭陋，辄为删削，务求详尽，是则编者之用心矣。 夫诏诰之文，体兼《典》《诰》，义取《春秋》，治乱之机，成败之迹，莫不毕具。是书之成，不惟为考古者之助，亦足为王政之鉴。然则，两汉典章，虽已泯灭，而洪氏所辑，犹存梗概，于以知圣帝明王，所以为治之道，殆不可废焉。后之人览是编者，苟能究其义理，明其法戒，则于治道所裨，岂浅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