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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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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全书》者，明宗室朱载堉所撰也。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郑恭王厚烷之子，嘉靖、万历间人也。书凡十五种四十九卷，集乐律之大成，明音律之要旨，实为千古未有之巨著。
《乐律全书》者，其名《律管》一卷，《律吕精义内篇》十卷，《律吕精义外篇》十卷，《律学新说》四卷，《算学新说》十卷，《乐学新说》十卷，及《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旋宫合乐谱》、《二佾缀兆图》、《乐经古文》等，共计十五种。其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以数学之法推演音律，以实践之证定音准，可谓集古今乐律之大成。
载堉以宗室之尊，潜心学问，尤精于音律。其父厚烷，亦好音律，尝与载堉论乐，启迪颇深。载堉遂以家学为基，广涉经史，博采众说，尤以《周礼》、《礼记》、《乐记》为宗，参以《汉书·律历志》、《隋书·音乐志》等，兼及《琴操》、《乐府杂录》等书，终成此书。
《乐律全书》之最大贡献，在于其发明“十二平均律”之法。此法以数学之法推演音律，将八度音分为十二等分，每分音程相等，解决了自古以来的音律难题。此法不仅为中国音乐史上之重大突破，亦为世界音乐史上之重要贡献，比欧洲早出数百年。
此书初刻于万历间，为郑藩所刊。后经增修，然传世甚稀，今存者多为残本。其中《律吕精义》内外篇、《律学新说》、《算学新说》等，尤为难得。后世学者多以此书为乐律之圭臬，推崇备至。
《乐律全书》不仅为乐律之巨著，亦为明代文化之瑰宝。其书集数学、音律、文学于一体，堪称中国古典学术之典范。后世学者虽有补充，然其核心思想仍为不刊之论。此书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数学、文化之重要参考，实为中华文化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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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全书》者，明季朱载堉所撰也，凡十二种，合三十九卷，万历间郑藩刻之。是书集乐律之大成，探声韵之奥妙，为音乐史上一巨著，亦为世界音乐理论之瑰宝。
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生于嘉靖间，世居河南。其父朱厚熜，为郑恭王，故载堉生于藩邸，长于诗礼。载堉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尤精乐律，得祖传《琴操》《琴谱》，遂深研之，终成一家之言。
是书首列《律学新说》，详论十二律之生发、旋宫之要义，创“新法密率”之说，为世界首创十二平均律，较欧洲早百年之久。次列《乐舞全谱》，录古乐舞之曲谱，兼载舞姿图形，为研究古代舞蹈之重要资料。又列《乡饮诗乐谱》，记述乡饮酒礼之乐谱，考订周详，为研究古代礼乐制度之宝贵文献。
其余诸卷，如《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律吕精义》等，皆详考乐舞之源流，辨五音六律之理，发明古乐之奥秘。其《算学新说》，则以数学推演乐律，自成一派，为科学之先驱。
是书不仅集明以前乐律之大成，亦开后世研究之先声。其创十二平均律，融数学与音乐为一炉，影响及于后世，乃至海外，为世界音乐理论之重大突破。清《四库全书》亦收入此书，誉为“千古绝学”。
惜此书自万历后，流传不广，后世多不识其价值，然其科学精神、创新思维，终为历史所证明。今观是书，其功绩不惟在乐律之精研，更在科学与艺术之交融，为中华文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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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乃清高宗乾隆朝所敕修之经典乐籍也。永瑢第纂，集先贤之遗韵，汇古乐之精华，成此不朽之制。其书虽不分卷，然篇幅浩瀚，内容丰赡，为四库全书所收录，足见其尊崇地位。
是书始纂于乾隆年间，盖因古乐之失传，诗教之不振，故朝廷特召天下博雅之士，广采历代乐书，参以时贤之论，以成此编。其旨在复兴古乐，弘扬诗教，使后世知音律之源流，明诗道之正变。
书中首列《诗经》诸篇，次第谱以音律，依章而作，随篇而制。凡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变，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十二律之旋，皆一一详载。又附以乐舞之图，乐器之制，俾读者既知音律之妙，复识乐舞之美。
永瑢第者，博学多才，深谙音律，故于编纂之际，既能融会贯通，又能别出心裁。其书既遵古法，又有所创新，于古乐之研究，诗教之传承，功莫大焉。
《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之成，不仅为乾隆一朝之盛事，更为中华文化之瑰宝。其书流传至今，仍为研究古乐、诗教之重要典籍，学者多所取材，读者无不叹服。诚可谓“乐以和神，诗以言志”，是书兼而有之，实为千古之绝唱，万世之楷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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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阐微〉
十卷
.四库全书本（乾隆写）
《律吕阐微》十卷，并《首》一卷，乃清代大儒江永所撰。江永字慎修，号艮山，安徽婺源人也。其博达强识，尤精于音律，乃以考据见长。此书成于乾隆年间，乃其学养最粹之作，论古律吕，阐微发精，考据详瞻，博稽众说，折中损益，为律吕学中之经典。
先生此书，首以《律吕正义》为基础，旁参《史记》、《汉书》等经籍，兼取历代音律之说而详述其道。其《首》一卷，总述律吕之学，详述音律之源流，明辨宫商角徵羽之理，解释古今律吕之变，立论精审，示人以规矩，使后人可循而习之。
其次十卷，各卷专论，或论历律，或论器数，或论古今异制。先生以精微之考据，详述律吕之数，明其律度规则，旁征博引，兼收并蓄。其论中，尤以五声六律为依归，既阐古之律制，又发今之声法，备述其变通之妙。凡诸侯之器，古今之制，声律之奥，无不尽揭。其搜罗之广，辨析之精，实为律吕学中之独步。
是书既收入《四库全书》，乾隆敕旨考订，遂为官方所重视，为后世学者研习音律之要典。其文辞简练，义理深邃，读者或可于此得战国秦汉律吕之真义，亦可窥宋明音律之流变，诚为治典者不可不观之书也。
总而言之，《律吕阐微》一书，为江永先生毕生之心血，其有功于律吕之学，可谓甚巨。是书治音律而极其精，考古制而穷其微，汇古今而异其说，诚为音律考据之巨擘，后世学者所当珍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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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律吕正义上编〉
二卷
.清雍正间内府铜活字印本
《御制律吕正义》上编二卷，续编一卷，下编二卷，清朝允祉等奉敕纂修，雍正年间由内府以铜活字印行。此书为律吕学之巨著，详述音律之奥义，阐发音乐之源流，实为乐学之宝典。
上编二卷，首卷论律吕之起源，溯自上古，考诸历代，明其发展演变之迹。次卷论律吕之原理，详述律管之制，音阶之辨，声律之和谐，皆以精微之理，阐发无遗。续编一卷，续补前编未尽之义，考异订讹，增补新说，使律吕之学更臻完善。下编二卷，一卷论乐制，详述古代乐器之制，乐章之序，乐舞之节，皆以古法为本，考辨精详。二卷论乐理，阐发音乐与天地人之关系，明其和谐之理，教化之功，使人知乐之大用。
此书编纂，秉承圣意，集众贤之智慧，博采众长，考订精严，实为律吕学之集大成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印行，字迹清晰，排版工整，实为古籍珍本，流传至今，弥足珍贵。
此书不仅为乐学之宝典，亦为研究古代音乐文化之重要史料。其内容宏富，理义精深，堪为后世学者之指南。今人研习律吕之学，当以此书为宗，探其奥义，明其理法，以传承中华音乐文化之精髓。
总之，《御制律吕正义》上编二卷，续编一卷，下编二卷，允祉等奉敕纂修，雍正年间内府铜活字印本，实为律吕学之不朽巨著，乐学之宝典，古籍之珍本，值得后世学者研习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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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言定声录》八卷，清毛奇龄所撰，为四库全书之一，乾隆皇帝亲笔题写。是书专论音律，旨在阐发古乐之精微，校正当代音律之谬误，以正雅颂之声。毛奇龄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尤长于音乐，故其著述往往融汇百家，自成一家之言。
《皇言定声录》首卷开宗明义，论述音律之根本，详考五音、六律、十二管之起源及其演变，引证古籍，辨正音义。次卷至五卷，分别阐述宫、商、角、徵、羽五音之特性，及其在乐律中之作用，条理清晰，论据翔实。第六卷则专论律吕之制，详述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之音高及相互关系，兼论隔八相生之理，辨析古今音律之异同，力纠时弊，以复古雅。第七卷探讨乐器之制作与演奏，尤重钟磬之音，考证其形制、音色及其在礼仪中之应用，旨在恢复先王之乐。第八卷为总结，论及音律与政教之关系，强调音律之正，可助教化，移风易俗，归于大道。
是书不仅为音乐之专著，亦融贯经学、史学、礼学，体现了毛奇龄以音律为枢纽，贯通诸学之治学特点。其论述精微，考据详实，既承先贤之遗训，又发前人所未发，堪称清代音律学之巨著。乾隆皇帝亲笔题写，更显其地位之尊崇，为后世研习音律者不可多得之宝典。
《皇言定声录》不仅为音律学之重要文献，亦为清代学术之杰出代表，其价值不仅在于对音律之探讨，更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读之，既可明音律之奥妙，亦可悟文化之深根，诚为学术之瑰宝，文化之瑰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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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清毛奇龄所撰，四库全书本，乃乾隆年间御敕编纂之珍籍。毛奇龄，字大可。此书专论音乐之本源，阐发乐理之精微，旨在阐释历代圣谕对音乐之重视，以及音乐在治国安邦、教化人心中之作用。
首卷述乐之起源，探本溯源，引经据典，论古圣贤制乐之意。书中言乐者，天地之和也，圣人作乐，以和民志，以通神明。毛奇龄广征博引，自《尚书》、《周礼》至《礼记》，无不涉猎，详析乐与礼之关系，阐明乐乃礼之辅，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其论乐之五声十二律，精辟入微，既述其理，又举其例，使人知乐之奥妙所在。
次卷专论乐之应用，详述历代圣谕对乐之推崇。毛奇龄以为，乐不仅为娱耳悦目之具，实为治世安民之要道。圣人以乐教化百姓，使民心向善，风俗淳厚。书中引述历代帝王制乐之事，如汉武之崇雅乐，唐太宗之重乐教，皆为例证。毛奇龄特重乐与政之关系，谓乐正则民心正，乐淫则民心淫，故圣王必慎选乐以辅政。
毛氏此书，既为乐理之研究，亦为治国之策。其文辞雅正，论证严谨，虽为学术之作，然不失文学之美。四库全书本，乾隆写，乃皇家所藏，纸墨精良，字体工整，实为典籍中之珍品。此书不仅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之重要文献，亦为探讨古代政治文化之宝贵资料，其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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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全书》者，明朱载堉所著也，凡十二种，四十二卷，辑于四库全书，乾隆间写本。是书集音律之大成，探古今之渊源，究天人之际，穷声律之变，诚乐学之瑰宝，艺苑之珍馐也。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代宗室，生于嘉靖间。其性聪慧，博学多才，尤精音律之学。所著《乐律全书》，涵盖乐理、声律、乐器、舞谱诸端，系统而详尽，为中国古代乐律学之集大成者。书中引经据典，考辨精审，既承先贤之遗绪，亦发己见之新论，实为研习音律者之圭臬。
是书十二种，各有专论。《律吕精义》者，探律吕之本源，阐声律之奥妙；《乐学新说》者，述乐理之变迁，析音韵之流变；《算学新说》者，以数理推音律，示声律之精确；《乐器图谱》者，绘乐器之形制，载制作之技法；《舞谱》者，录古代舞姿，存先民之风韵。其余诸篇，亦皆精深博大，足资参研。
《乐律全书》之价值，不仅在其学术之精湛，亦在其影响之深远。其所倡“平均律”之说，早于西方百年，为世界音律史之重要贡献。其舞谱乐器之图，亦为后世研究古代舞蹈与乐器之重要资料。乾隆间，此书辑入四库全书，显其学术地位，益彰其文化价值。
今观是书，犹感朱载堉之学识深邃，用心精勤。其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为后世音律之学开启新境。故《乐律全书》者，非惟乐律之经典，亦中国文化之瑰宝，学者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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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经传全书》二卷，明湛若水、吕怀共撰，嘉靖三十四年祝廷滂刻本。此书乃研习古乐之要籍，博采众家之言，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代理学大家，与王阳明齐名，兼通音律。吕怀，字子念，亦为名儒，学识渊博，尤精乐理。二者合著，相得益彰，此书遂为后世乐学之宝典。
是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主载《古乐经》，下卷乃《古乐传》，内容广博，涵盖乐律、乐器、乐制、乐舞诸端。书中引证繁多，旁征博引，既有先秦典籍如《周礼》《礼记》《乐记》等，亦有汉唐以降诸家之说，如郑玄、孔颖达、蔡元定等，皆有所采撷。至于乐律之变、乐器之制、乐舞之容，无不详加考辨，条分缕析，务求明晰。
湛若水以其理学之基，阐发古乐之理，谓“乐者，天地之和也”，主张以乐调和人心，陶冶性情，乃修身治国之要道。吕怀则详述乐之实践，论乐器之制作、乐舞之编排，尤重音律之和谐。二者一理一事，一虚一实，相辅相成，使古乐之学得以完备。
祝廷滂刻本，字体工整，版式精良，且书前有序，述其刊刻之由，略云：“古乐之传，几绝于后世，若水、怀二先生之书，实为存亡继绝之举，故刊之，以广其传。”可见此本于古乐之传承，颇有裨益。
总之，《古乐经传全书》二卷，乃明人研习古乐之集大成者，其理其事，皆可垂范后世，学者若能细究此书，则于古乐之道，庶几有所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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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律吕元声〉
六卷
.明嘉靖三年范辂刻本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并《附大乐律吕考注》四卷，乃明儒李文利所撰。李文利者，字公达，号静庵，福建莆田人也，生于明代，精通音律，尤擅乐理，为当时音乐学之翘楚。是书乃其潜心律吕之学，历经考据，汇集群书，加以己见，终成此大作，实为明代音乐理论之瑰宝也。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详述乐律之源流，分卷论及律吕之原理、音调之高低、乐器之制作及演奏之法，皆引经据典，考证精详。其书以《礼记·乐记》为基，兼采《周礼》《史记》《汉书》等古籍之论，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书中论及十二律、五音、八风、十二管等，均以数理推演，详加解释，使读者于乐律之理有更深之理解。
《附大乐律吕考注》四卷，则专为《大乐律吕元声》之注疏，于前书所论之处，逐条考辨，增补资料，尤重历代音乐制度之变迁及乐器之演变。书中考据严谨，引证广博，诸如《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等经典，皆为其所用，足见作者学识之渊博。
是书于明嘉靖三年由范辂所刻，范辂者，字德舆，浙江鄞县人，亦为明代学者，精通经史，尤长于校刻古籍。其刻本字迹工整，版式疏朗，刻工精良，堪称嘉靖版刻之典范，为后世所珍重。此书不仅为音乐学者所重，亦为研究古代文化、音律制度者所必备。
综观《大乐律吕元声》及《附大乐律吕考注》，实为明代音乐学之集大成者，其论律吕之精微，考据之详实，注解之周备，皆足为后世法式。李文利以毕生心血，成此巨著，不仅为明代音律学之光辉，亦为中华音乐文化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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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新书初解》二卷，宋蔡元定撰，清张琛解，清嘉庆十七年日锄斋刻本也。是书为乐律之专论，蔡氏元定，宋代理学大家，兼通乐律，所撰《律吕新书》，详论音律之奥，阐发乐理之微，为后世所重。张琛者，清儒也，学识渊博，精于音律，独辟蹊径，解蔡氏之书，使之易晓，其功不可没。
此书凡二卷，上卷论律之始，下卷言律之用。蔡氏原书，辞旨深奥，非学贯古今者，不能窥其堂奥。张氏解之，条分缕析，引经据典，使蔡氏之书，条理分明，义理明晰。其解也，既不失蔡氏之原旨，又增己之新见，故读其书者，既可知蔡氏律吕之奥，亦可得张氏律吕之新。
夫律吕者，乐之本也。古人制律，取天地之和，考阴阳之变，以定五声六律，以和人心，以正风俗。蔡氏之书，集古人之大成，发前人之未发，诚为乐律之宝典。张氏解之，使学者易入门径，实为蔡氏之功臣。
是书刊于清嘉庆十七年，日锄斋刻之。日锄斋者，清季儒者，好古敏求，尤重乐律之书。此本，纸墨精良，字画清晰，校勘精审，洵为善本。后世学者，欲究律吕之学，不可不一读此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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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调定程》一卷，清缪阗所撰，庚癸原音本，刻于同治年。是书专论音律，考订精详，为乐律学之要籍。缪阗，字不详，清中叶人，精于音律，善辨宫商，尝以古法为基，参以新制，成此一编，以正乐律之失。
其书首论五音十二律，次及旋宫转调之法，终以乐器定音之则。缪氏以为，音律之正，关乎礼乐之兴衰，故其书于音调之定程，考据详密，辨析入微。书中引证古乐，多采《周礼》、《礼记》、《乐记》、《吕氏春秋》诸书，兼及汉唐以来乐论，凡所征引，皆标明出处，以示不妄。又其论旋宫转调，详述十二律旋相为宫之理，论乐器定音，则兼及琴、瑟、笙、箫诸器，皆有定法，可资遵循。
是书以庚癸原音为名，盖取《周礼》“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之义，以明音律之原。其书体例严谨，文词简练，所述音律之理，皆有实际可征，非空谈义理者可比。且其书刻工精良，行款整齐，字体秀丽，为同治刻本中之佳品。
后世学者，若欲考究音律，辩正乐调，必以此书为参考。缪氏之功，亦足为后人称道。然是书流传不广，世人鲜知，故今特为之简介，以广其传，庶几乐律之学，得有所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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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色考》一卷，清人徐养原所撰，光绪年间刻于正觉楼丛刻之中。是书专考管色之学，详析音律之源流，深究乐理之精微，实乃音乐史之瑰宝也。
徐养原，字仲修，号柳泉，浙江海宁人，清中叶著名学者。其学博古通今，尤精于乐律、算学及金石之学。是书之作，乃其多年潜心研究之成果，意在梳理管色之历史沿革，探究其音律之奥秘。
《管色考》首述管色之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论及黄帝、尧舜等圣王制乐之事，引经据典，考据详实。次论管色之分类，详析各类乐器之形制、音色及其在音乐中之作用，如笙、竽、箫、管等，皆一一辨析。书中又论及管色与五音六律之关系，阐释音律之基本原理，探讨音乐与天地自然之和谐。
徐氏于书中多有创见，如论管色之调式，提出“管色有正变之分，正者主音，变者副音”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其论管色之演奏技巧，亦多精辟之见，如“吹管之法，须气沉丹田，音出自然”等，皆为经验之谈。
是书不仅于乐理有深入研究，更兼及音乐史、乐器史之考据，实为音乐学之重要文献。其文辞雅洁，考据精详，引证广博，足见徐氏学识之渊博与治学之严谨。
《管色考》一卷，虽篇幅不长，然内容充实，见解独到，于音乐史、乐律学及乐器学皆有重要贡献。是书之刻，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更为中国传统音乐之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徐养原之名，亦因此书而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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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经传附考》五卷，清大奎所撰，刊于嘉庆二十年。是书考据精详，钩沉索隐，旨在阐发古律之微义，旁征博引，以明其渊源流变。大奎博通经史，深谙律法，故此书虽以律为本，而旁涉诸经，尤重《周礼》《礼记》，以证古律之正。其体例严谨，先列经文，次附传注，后加考辨，条分缕析，务求确凿。
卷一论律之起源，溯自三代，谓律法非一人一时之作，乃历代累积而成。卷二详考《周礼》所载律令，辨其真伪，释其义理。卷三则以《礼记》为据，阐发礼律相通之理，谓礼为律之本，律为礼之辅，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卷四考辨汉唐以来律法之变迁，尤重《唐律疏议》，谓其集古律之大成，为后世之典范。卷五则兼论宋元明清律法之异同，博采众说，折衷至当。
大奎之考据，不以繁琐为尚，而以正本清源为要。其论律法，不囿于成说，而能独抒己见。如论《周礼》律令，谓其虽为古代之制，然亦有后世增饰之迹，不可尽信。论《礼记》礼律关系，谓礼主教化，律主惩诫，二者虽有别，然其旨归一，皆为导民向善。论汉唐律法，谓其虽承古制，然亦因时损益，非一成不变。论宋元明清律法，谓其虽各有损益，然皆源于古律，不可轻弃。
是书之价值，不仅在于考据之精详，更在于其以古律为鉴，反思当时律法之得失。大奎谓古律之精义，在于以民为本，以教化为先，而当时律法，或失之于苛，或失之于宽，皆未得古律之真谛。故其撰此书，意在唤醒世人，知古律之可贵，而重振律法之正道。
总之，《古律经传附考》一书，乃清儒律学之杰作，既深研古律，又兼及当时，考据与义理并重，实为治律学者之圭臬。今虽时移世易，然其精义犹在，足资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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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新书〉
二卷
.清乾隆间刻本
《律吕新书》二卷、《八音考略》一卷，宋蔡元定撰，清罗登选笺义。清乾隆年间刻本。是书为考究音律之专书，蔡元定精研律吕之学，乃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之门人，其《律吕新书》承袭古法，阐发新理，详论十二律吕及其旋宫转调之理，兼及乐器制作、乐理应用，实为音律学之经典。罗登选为清人，字子选，号梅圃，潜心于音律研究，于乾隆年间为《律吕新书》作笺义，引经据典，诠释精当，使蔡氏之学更加明晰。《八音考略》一卷，亦蔡元定所撰，专考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之制，兼论其音律配合，实为乐理之补充。
蔡元定之学，以古为宗而不拘泥，其论律吕，多有发明，尤以“隔八相生”“三分损益”之论著称，后世学者多所引述。罗登选笺义，则于蔡氏原文之外，增补注释，参以己见，使其学问更加完备。清乾隆间刻本，字体工整，版式精美，卷首有序跋，历叙成书始末，考订版本源流，其学术价值与版本价值俱高。
是书之刻，适逢乾隆盛世，其时文化昌明，学术兴盛，罗登选以其精湛之学问，为蔡元定之书作笺义，使古学得以传承与发扬。今观其书，不仅为研究音律者所必备，亦可窥见宋元明清四代学者于音律学之传承与发展。其论精微，其义深远，诚为音律学之瑰宝，后世学者宜珍之、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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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乐府声律源流考》一卷，清人吴骞所辑，乃探究乐府声律之渊源、流变之要籍也。吴骞，字槎客，号兔床，海宁人，博学多才，尤精于考据之学，于乐府声律之研究颇有建树。此书系其未刊之手稿，虽未流布于世，然其价值不容小觑。
是书之作，旨在梳理乐府声律之脉络，上溯先秦，下及明清，逐代考辨，详加论证。吴骞广征博引，凡经史子集、乐书乐论，皆为其所取资。其论乐府之声律，既重其源，又重其流，既考其古，又察其今，力求明其来龙去脉，辨其正变通变。
吴骞以为，乐府声律之源，可溯至《诗经》。而汉魏六朝，乐府大兴，声律渐备。至唐宋，乐府声律日臻完善，而元明清之际，虽亦有新声，然多承袭前代，少有创获。吴骞于书中，对历代乐府声律之演变，皆一一详加考辨，或引证前人之说，或抒己之新见，务求其真，务尽其详。
此书虽为手稿，然其考证精详，论述严谨，足见吴骞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其所论乐府声律之渊源流变，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珍贵之资料，更对后世乐府声律之研究，具有重要之参考价值。惜其未及刊行，然其学术价值，却不可因之而低估。
总之，《古今乐府声律源流考》一书，乃吴骞数十年研究乐府声律之结晶，虽为手稿，然其学术价值，却不可忽视。今人若能将其整理出版，必能为乐府声律之研究，增添一新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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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原音》是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刻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作者为清代著名学者、音乐家凌廷堪。该书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律吕”体系，即音律与音阶的关系，旨在恢复和阐释古代音乐的原始音律系统。书中详细论述了十二律吕的生成原理及其在音乐实践中的应用，结合数学与天文历法，系统梳理了古代音律理论的发展脉络。
凌廷堪在书中不仅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献，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试图纠正当时音乐理论中的一些误解与偏差。《律吕原音》对后世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体现了清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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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乐律正俗》一卷，乃清乾隆年间永瑢之所纂，附载于《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之中，为《四库全书》所收录。此书之编，意在正乐律之谬，明雅俗之分，以复古音之正声，实为乐律学之瑰宝也。
永瑢，清宗室之贤，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深得乾隆帝之信任。彼时，乐律之学渐趋混淆，雅乐不振，俗乐盛行，永瑢有鉴于此，遂奉命纂辑此书，以匡正时弊。
书中首列乐律之总论，详述五音、六律、八风之原理，辨析古今音律之异同，阐发《诗经》乐谱之微言大义。次及各类乐器之考据，论其形制、音色、演奏之法，兼及其在雅乐、俗乐中之应用。书中又附录《诗经》乐谱，以明古乐之原貌，且附以今乐之谱，以见其演变之迹。
《钦定乐律正俗》之要旨，在于正本清源，推崇雅乐，贬抑俗乐，以复古音之正声，振兴礼乐之教化。此书之编纂，不仅为乐律学之集大成者，亦为清代文化政策之重要体现，对后世音乐学之研究影响深远。
综观全书，文辞雅驯，论述精辟，考据详实，堪称乐律学之经典。然其推崇雅乐，贬抑俗乐之立场，亦有其时代之局限。然则，此书之价值，固不因其立场而减损，实为研习乐律者之必读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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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清永瑢等撰，乃武英殿聚珍版之木活字本，福建、广东皆有重刻。此书不分卷，专论《诗经》之乐章，以明古乐之道，探诗教之原，实为清廷雅乐之集大成者。
夫《诗》者，古之乐府也，先王以之治邦国，化民俗，垂训万世。故孔子删《诗》，以之为六艺之一，列为经书，后世学者莫不宗之。然自秦火之后，乐章失传，汉儒虽重《诗》，然乐章之谱多阙。至宋明诸儒，虽有论及，然多散佚，未成完璧。至清，圣祖康熙、高宗乾隆，皆雅好古乐，特命儒臣辑录《诗经》乐章，以求复古之音。
永瑢等奉敕编纂此书，广采众说，博稽群籍，凡《诗》三百五篇，皆考其音律，详其乐章，配以宫商角徵羽，务使古乐复兴，诗教重光。其书首列总论，述古乐之源流、乐章之体例，次则逐篇详释，每诗一章，必列其乐谱，详其节奏，明其声律，务使学者知《诗》之可歌，乐之可诵。
此书之刻，乃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所印，字迹清晰，版式规整，足见清廷重文之盛。福建、广东亦据此版重刻，以广其传，故此书流布甚广，影响深远。
嗟乎！《钦定诗经乐谱全书》者，乃清廷复古之巨制，亦古乐复兴之津梁也。学者得此书，则知《诗》非徒为文辞之具，乃先王治世之音也；得此书，则知乐非徒为娱耳之具，乃教化人心之器也。然此书虽备，然古乐之失传已久，识音律者鲜，故虽有其谱，而能通其音者盖寡。然此书之存，犹足以示后人以古乐之道，传诗教之绪，故其功不可没也。
窃以谓，古乐之复兴，非一朝一夕之事，必待后之君子，深究其理，广传其术，然后古乐可复，诗教可兴。此书之编，实为此道开其先路，故学者不可不读，亦不可不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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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八卷附上谕奏议二卷》，乃清世祖胤禄所纂，乾隆皇帝亲笔所著。此书为四库全书之重要部分，汇集古今音律之学，详考历代律吕之制，实乃音律之宗典，学术之瑰宝也。
书中详述律吕之起源、演变及其实践应用，自黄帝制律，历秦汉唐宋，至明清之变革，无不囊括。其内容涵盖八音之属、五声之序、十二律之分，以及钟鼓琴瑟之制，皆详细考订，条理清晰。书中尤以清代律吕制度为核心，详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音律之改革与创新，体现了清廷对音律学之重视与独到见解。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不仅为音律学之集大成者，亦为后世学者研究清代文化、科技、艺术之重要文献。其书中所载之音律理论，既继承古人智慧，又融汇时人之新见，实为音律学发展之重要里程碑。附《上谕奏议二卷》，更录有乾隆皇帝对音律之亲自批示与朝臣之奏议，可见当时君臣对音律学之深厚造诣与严谨态度。
此书成于乾隆盛世，正值文治武功之极盛，其编纂规模宏大，内容详实，实为清代文化之重要代表。后世学者研究此书，不仅可窥清代音律学之全貌，亦可从中领略乾隆皇帝之博学与远见。此书之成，实为音律学史上之丰碑，亦为四库全书之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不可估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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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表微》八卷，清胡彦升所撰，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是书专论乐律之源流、制度、变通，阐微探赜，博引经史，旁及诸子，考据精详，义理深邃，实为乐律学之瑰宝。
彦升，字君弼，号东崖，浙江仁和人。潜心经史，尤精乐律，尝游学京师，与诸名士交游，学识日进。是书成于乾隆初年，历时数载，方克竣事。其书首列总论，阐发乐律之大旨，次分八卷，详述律吕、旋宫、调式、乐器诸事，条分缕析，纲举目张。
其论律吕，推本于天地阴阳之气，究其变化，以明五声十二律之生。论旋宫，则考历代宫调之制，辨其同异，以明旋宫相生之理。论调式，则分正变、清浊，析其音阶，以明调式之和合。论乐器，则列举钟磬琴瑟，详其形制，以明乐器之声律。
是书之特点，在于博采众长，究其奥义。彦升尝言：“乐之道，贵在和谐。和谐之道，在于明律。”故其书不独论乐律之形，且究其用，推其变，明其理。其言切中肯綮，颇得乐律之精髓。
是书既成，广传于世，学者称道。乾隆四十六年，收入《四库全书》，为乐律学之典要。后世治乐律者，多奉为圭臬。诚如四库馆臣所评：“是书考据精详，义理深邃，实为乐律学之瑰宝。”
总之，《乐律表微》一书，乃胡彦升毕生心血之所萃，于乐律之学贡献殊巨。读是书者，可明乐律之源流，知制度之变迁，悟和谐之道，洵为治乐律者不可不读之要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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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和录》二卷，清人何梦瑶所撰，乃岭南遗书之属，道光年间刻印。梦瑶，字仲璜，号西池，广东南海人，生于康熙五年，卒于乾隆十九年。其学博通经史，尤精于诗，为岭南诗派之翘楚，与陈恭尹、梁佩兰、屈大均并称“岭南四大家”。
是书名为《赓和录》，赓和者，续和也，盖梦瑶与友朋酬唱之作也。全书凡二卷，上卷载其与陈恭尹、梁佩兰、屈大均诸人唱和之诗，下卷则录其与门生故旧往来之作。梦瑶之诗，清新俊逸，意境深远，颇得唐宋之遗风。其与友朋酬唱，或咏物言志，或感时抒怀，皆能各尽其妙，相得益彰。
《赓和录》之诗文，不仅为梦瑶个人之艺术成就，亦为岭南诗派之重要文献。通过与友朋之唱和，梦瑶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与高超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记录了当时岭南文坛之盛况。其诗作中，既有对自然风物的细腻描绘，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充分体现了梦瑶作为一位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道光年间，岭南遗书之刻印，旨在保存岭南文人之作品，传之后世。《赓和录》之刊行，不仅使梦瑶之诗文得以流传，更为后世研究岭南文学与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书虽为个人酬唱之作，然其内容之丰富，艺术之高超，实为岭南文学之瑰宝。
总之，《赓和录》二卷，乃何梦瑶与友朋酬唱之集，其诗文清新俊逸，意境深远，不仅展现了梦瑶之文学才华，亦为岭南诗派之重要文献。道光年间之刻印，使是书得以流传后世，为研究岭南文学与历史提供了珍贵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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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古义》二卷，清童能灵所撰，乾隆年间刻印，乃研究古乐律之重要典籍也。童能灵，字子静，号东樵，江苏吴县人，学问渊博，尤精于音律之学。此书承前启后，博采众长，旨在阐明古乐律之本源，探究音律之精微，实为乐学之瑰宝。
是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论乐律之起源，下卷述音律之应用。童氏上溯三代，下稽汉唐，旁征博引，细述乐律之源流变迁。其论乐，不仅注重音律之和谐，更强调乐与政教之关系，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政教之本也。故书中屡引《周礼》、《礼记》等经典，以证乐与礼相辅而行，不可偏废。
童氏于音律之学，尤有独到之见。其论十二律，详述黄钟、大吕诸律之生成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十二律为天地阴阳之气的具体体现，故音律之和谐，实为天地之和也。又论五声，以宫、商、角、徵、羽为五声之本，五声相生，循环往复，乃音律之基本规律。其论详实，见解精辟，为后世乐律研究之重要参考。
书中所引，多为《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童氏以此为据，推演乐律之理，阐发音律之奥。其论音律，不仅注重理论之推演，更强调实践之应用。故书中屡述乐工之制器、定音之法，以为音律之和谐，非徒理论之谈，实须实践之验证也。
《乐律古义》为清乾隆年间刻本，版式清晰，字迹工整，虽历经岁月，仍保存完好。其内容精详，论述严密，乃清初乐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童氏以博学之才，探幽发微，成此巨著，实为后世乐律研究者不可不读之典籍也。
总之，《乐律古义》二卷，体例完备，论理精深，既承古学之精华，又启后世之新思，堪称乐律研究之经典。童能灵以此书传世，不仅为清代乐学之重要贡献，更为中华传统音律之学奠定了深厚之基础。其书之价值，当为后世学者所珍视，永传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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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新论》二卷，清江永所撰，辑入《四库全书》本，乾隆御笔题签。此书乃江永毕生研习音律之学，融会贯通古今律法，考据精详，论理深邃，实为乐律之要典。江永，字慎修，徽州婺源人，博学多才，尤精于历算、音律，著述宏富，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一家之言。
是书首卷论律吕之本源，探求黄钟律数，推演十二律相生之理，考订古今度量衡之变迁，辨正前人讹误，尤以《律吕精义》为纲，详述音律之生成、变化。江永以数理为基础，溯其本始，明其流变，深究律管长短、音阶高低之关系，阐释五声、八音之理，引经据典，佐以实测，力求其合于天时、人事。
次卷则论律吕之应用，兼及乐舞、祭祀之制，考辨历代乐书之得失，尤详于《周礼》、《礼记》所载乐制。江永以经义为准绳，参以史实，考证乐律之制度，如雅乐、俗乐之异同，钟磬、琴瑟之用，皆能详其始末，明其旨趣。其论乐舞之节奏，亦以律吕为据，阐发其与天地阴阳之关系，足见其学贯天人，理通古今。
江永此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承汉儒之遗绪，又融宋明理学之精髓，于乐律之学独辟蹊径，为后世学者所宗。其说虽精微深奥，然文辞简练，条理清晰，读之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四库馆臣亦誉其“学有本原，议论精核”。《律吕新论》成书于乾隆年间，正值盛世编修《四库》之际，故得以传世，列为国学经典，足见其学术价值之重，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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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学乐录》二卷，清乾隆年间李塨所撰，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此书乃李氏潜心研究乐学之精华，旨在阐扬古乐之奥义，发扬先贤之遗训。李氏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尤以乐学为长，故此书为其一生心力之所聚，堪为清代乐学研究之翘楚。
书中内容以论述古乐为主，兼及历代乐制之变迁。李氏认为，乐乃天地之和音，礼乐并重，实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其论乐不以一家之言为限，兼采众说，尤重《周礼》《礼记》诸经，考订精详，辨误正讹，多有独到之见。其论述乐律、乐器、乐章三者，条分缕析，脉络清晰，既溯源上古，亦观照当代，可谓博古通今之作。
于乐律一节，李氏详考十二律吕之产生与演变，辨析其与天文、地理之关联，阐发律吕相生之理，尤为精辟。其论乐器，则广采历代典籍，举凡钟、鼓、磬、瑟、琴、箫等，皆详尽其形制、用法及其在礼乐中之地位。至于乐章，李氏尤为重视，以为乐章乃乐之灵魂，故其于《诗经》《乐经》等典籍中之乐章多有阐释，既解其义，亦论其用，使读者了然于心。
李氏于书中屡次强调乐教之重要性，以为乐教能陶冶情操，导人向善，实为修身齐家治国之根本。其论乐学，不仅为考据之需，更为实用之谋，故其言辞恳切，意蕴深远，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此书行文简洁明快，论证严密，既为后世乐学研究之重要参考，亦为学者研习古礼乐之必备典籍。其于乐学之贡献，不可谓不巨，诚为清代学术之一大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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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律吕正义上编〉
二卷
.四库全书本（乾隆写）
《御制律吕正义》二卷，清圣祖康熙帝第三子胤祉所撰，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此书分上、下二编，并附续编一卷，乃集律吕之大成，考究音乐之源流。其书既承先贤之遗绪，又发皇清之新声，实为乐律学之瑰宝。
上编首论律吕之起源，溯及《周礼》、《乐记》等古籍，详述五声十二律之构成，阐释音律与天地阴阳之关系。其辞严谨，其理深邃，使读者知音乐之本源，明律吕之要旨。下编则专论乐器之制作与演奏之法，兼及乐舞之编排，详列各类乐器之形制、音色、演奏技巧，并附图谱，使学者得以按图索骥，实践操作，实为乐工之秘笈。
续编一卷，乃胤祉晚年所撰，补前编之未备，增新论之精华。其内容涉及音乐与礼仪之关系，探讨音乐于政治教化中之功用，更引历代乐章，详加考订，辨其得失，发皇清乐章之正音。
此书虽为乐律之专论，然其涉及天文、历法、礼仪诸学，实为贯通古今、兼容并蓄之作。其文辞典雅，义理精微，非但为音乐学者所必读，亦为研究清代文化之珍贵资料。
乾隆帝御览此书，赞其“体大思精，博采众长”，遂命抄入《四库全书》，以示褒扬。今观此书，犹可窥见清初学术之盛况，知前贤治学之严谨，诚为后世学者之楷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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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经传五卷乐记一卷》，清李光地所撰，乃《四库全书》之一部，乾隆年间抄写而成。此书凡五卷，附《乐记》一卷，专述古乐之渊源、制度、义理，可谓集古今乐学之大成。
李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也。其学贯古今，尤精于乐律。是书以其博学多识，融会贯通，采撷群籍，删繁就简，撮其要义，精研细述，以阐发古乐之精微，而贻后人以规式。其编次之精当，义理之缜密，足为后学之指南。
第一卷总论乐之起源与发展，溯源上古，旁征博引，详述乐之本质与功用，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二卷述乐器之制作与音律之理，考据详实，推究音律之本，阐述律吕相生之法，以明乐音之和谐。三卷论乐舞之仪容与节奏，详析舞姿之规范，节奏之变化，以为“舞者，动其容以象其德”。四卷探乐教之施行与乐礼之关系，阐述乐教之重要，以为“乐教者，治国之要务”，并详列乐礼之仪节。五卷总括乐之实践与传承，论及乐师之职责，乐制之沿革，以为“乐者，传世之大道也”，寄望后人承继不辍。
《乐记》一卷，乃阐发乐之哲理，论述乐与礼、与德之关系，以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其言简而赅，义深而远，足为千古乐论之典范。书中所引，多据《周礼》《礼记》《仪礼》诸经，辅以汉唐以下诸家之说，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之言，诚为研究古乐之学之重要典籍。
此书在《四库全书》之中，以其学术价值见重，亦为后世乐学研究之重要参考文献。学者得之，庶几可窥古乐之堂奥，识其精妙，而知乐之足以修身齐国平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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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乐律全书》一卷，清人孔贞瑄所撰，康熙五十二年，孔尚先刻本也。贞瑄，字某，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七世孙，精于乐律之学，承家学之渊源，阐扬圣教，垂训后世。
是书专论乐律，集古乐之大成，融会贯通，考辨精详。其旨在于复古乐之正声，明律吕之精微，以正世人之视听。贞瑄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律者，阴阳之序也。古圣王制礼作乐，以和天地、序人伦，故乐律之兴废，关乎治道之盛衰。
书中首列《律吕总论》，详述律吕之源流，辨正诸家之说，阐明十二律相生之理，兼及黄钟、大吕诸律之数。次为《乐制考》，考订历代乐制之沿革，辨析雅乐、俗乐之别，论乐器之规制，探音声之微妙。又《舞制考》，述古舞之仪节，考舞容之变迁，阐明舞与乐之相和，以见礼乐之相成。末附《乐论》，阐发乐理之精义，论乐教之要旨，强调乐以和人心、正风俗之功。
贞瑄之论乐律，既重古法，亦与时变。其言曰：“乐虽本于古，然不可泥古而不通今。”故于古乐之正声，既守其本，又兼采俗乐之善者，以求雅俗共赏，上下咸和。其说精微广博，可谓集古乐律之大成，为后世研究乐律者之圭臬。
是书刻于康熙五十二年，孔尚先主持刊刻，工竣精良，字迹清晰，纸墨俱佳，为清代刻本中之善本。其板存孔府，后世多有传抄翻刻，流传甚广。
综观全文，贞瑄之学识渊博，考据精详，论乐律之理，既深且明，实为清代乐律学之巨著。其书不仅为研究古代乐律之重要典籍，亦为探讨儒家礼乐思想之珍贵文献，可谓承先启后，垂范后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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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山乐录》四卷，清毛奇龄撰，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此书乃乐学之集大成者，博采众长，钩沉索隐，以复兴古学为旨归，诚为清代乐学研究之瑰宝。
毛奇龄，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清初著名学者，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乐律。其著述宏富，兼涉众艺，《竟山乐录》实为其乐学思想之集成，亦为考据与义理并重之作。是书以恢复古乐之精义为归，广引经典，详考乐制，条分缕析，穷本溯源，旨在拨乱反正，匡正时弊，使古乐之真义重现于当世。
首卷论乐理，析音律之微，辨宫商之变，阐发古乐之奥妙。次卷考乐制，稽古证今，详述历代乐制之沿革，诸如钟鼓之制、舞乐之规，无不备载。三卷论乐用，探求乐与礼之关系，揭示乐在祭祀、燕飨、征战等场合之作用，彰显其教化之功。末卷论乐书，评骘历代乐书之得失，兼录佚文，补正阙误，为后世研究乐学之重要参考。
其书虽以“竟山”为名，然非囿于一山一水，实以天下乐学为视野，融贯古今，旁征博引，诚为乐学之巨制。其考据精当，义理深邃，所论皆能切中肯綮，发前人所未发，为清代乐学研究之典范。
乾隆四库馆臣评此书曰：“奇龄学识渊博，此书考订精详，实为乐学之权威。”诚哉斯言！《竟山乐录》不仅为考据之学，更寓教化之旨，可谓集学术与人文于一体，为清代学术史上不可或缺之著作。
总之，《竟山乐录》乃毛奇龄毕生心力之结晶，其价值非独在乐学，亦在古学复兴之精神，堪称清代学术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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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嘉成》一卷，明袁应兆所著，崇祯六年王佐刻本也。袁氏，字仲默，号东田，江南吴县人，博学多才，尤精音律。是书为其毕生研究音乐之精华，汇集古今乐理，探赜索隐，成一家之言。
书凡一卷，分上下二篇。上篇论乐律之源流，下篇述乐器之制作。其论乐律，始于黄帝之《云门》，终于唐宋之《大晟》，旁征博引，详考精析。于乐器之制，则考据尤详，凡钟鼓琴瑟，无不穷其源流，究其形制。袁氏以为，音乐乃天地之和气，人心之正声，故其论乐，必本于道，归乎理，以期达到“大乐嘉成”之境界。
崇祯六年，王佐得其稿，以为珍秘，遂付梓以传世。王佐，字元辅，号静庵，亦吴县人，于音律颇有研究，与袁氏相交甚笃。其刻本，版式古朴，字迹清晰，纸墨精良，实为明季刻本之佳品。
《大乐嘉成》一书，不仅为研究明代音乐之重要文献，亦为探讨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之宝贵资料。袁氏之博学，王佐之精刻，使得是书得以流传后世，实为音律研究之一大幸事。读其书，如闻古乐，如见古人，令人心生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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