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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五代史方镇表》五卷,乃中华民国时缪荃孙所撰,稿本也。缪氏荃孙,字炎之,晚号蒿庵,江苏吴县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博学多才,尤精史学。此书乃补《五代史》之阙,详列五代方镇之制,以补正史之不足,实为研究五代史之要籍也。
五代之世,方镇之制,乃军政合一之体,方镇之节度使,往往兼掌军政大权,其势之重,可左右朝局。然《五代史》虽载其事,然多有疏漏,细节不清,以致后世学者难以窥其全貌。缪氏有感于此,遂广搜典籍,详考方镇之制,补其阙漏,正其讹误,成此《补五代史方镇表》五卷。
是书每卷各列方镇之名,详述其沿革、职权、辖地、历任节度使之姓名、事迹,并附考证。缪氏治学严谨,凡所引用,皆注明出处,或据正史,或取杂著,或引碑铭,或考墓志,务求详实。其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如方镇之设废、节度使之更替、辖地之变迁,皆能辨析毫厘,明其原委,补正史之不足,实为不可多得之史料也。
此书乃稿本,未经刊行,然其价值不可低估。缪氏所考,不仅补《五代史》之阙,亦为研究五代政治、军事、地理之重要参考。其书虽未梓行,然其学术价值,已为后世学者所重,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可供后学研读。
总之,《补五代史方镇表》五卷,乃缪荃孙补正史之精心之作,详列五代方镇之制,考证精审,史料翔实,实为研究五代史之必备参考。其书虽为稿本,然其内容之丰富、考证之严谨,足以为后学所取法,实为不可多得之史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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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年表》,不分卷,清人孔尚质所撰,清抄本也。是书专纪十六国之事,起于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称汉王,讫于宋永初元年(420年)西凉李恂之亡,凡一百一十六年。其体例仿《史记》年表,以年系事,分国列叙,纲举目张,条理井然。每国之下,先叙其始建国及其亡国之时,次列其君主之世系及在位之年,继载其大事之纪年,于其国势之兴衰、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贤否,皆略有考订,且间附案语,以明其义。其所据史料,多采自《晋书》及《十六国春秋》,亦间有采摭他书者。其文简约而事赅备,考证亦颇精审,诚为研究十六国史者之要籍也。孔氏尚质,字子行,号东塘,江苏吴县人。清康熙间举人,官至户部主事。少负才名,博学多闻,尤精于史学。其所著尚有《春秋大事表》、《历代帝王年表》等,皆有益于史学者也。是书传本甚稀,清抄本尤罕见,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洵可贵也。然是书亦有疏漏之处,如各国之纪年,间有讹误;于其国势之兴衰,亦或未及详考。然其大体不谬,足资参考,学者若能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则于十六国史之研究,必大有裨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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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职官表》者,清洪饴孙所撰也。是书凡三卷,成于道光二年(道光壬午),刊行于世,为考三国官职之要籍。洪饴孙,字子馥,号荻生,浙江仁和人,博学多才,尤精史学,尝著《三国志补注》及《三国郡县表》诸书,皆以考据精审见称。此《三国职官表》者,乃其研治三国史地之续作也。
是书依《三国志》之文,参以《后汉书》、《晋书》及诸家之注,旁稽博采,详考三国时期职官之设置、沿革、品秩、职掌等事。其体例严谨,条分缕析,先列官名,次述所属机构,再考其职掌与品秩,末附考证之语,辨明异同,补阙正讹。且每卷之首,皆列总论一篇,概述三国职官之特点与变迁,便于读者得其纲领。
洪氏撰此书,持论平实,考证详密,虽多引前人旧说,然亦不乏己见,且能正其谬误,补其未备。如关于“九品中正制”之考辨,洪氏详考其渊源,辨明其与汉代察举制之异同,颇有见地。又如关于蜀汉官职之考订,洪氏据《蜀书》及《华阳国志》之文,补充陈寿《三国志》之阙略,于蜀汉官制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是书虽专考三国职官,然其内容不局限于官职之罗列与考证,更兼及三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风俗等多方面之探讨,故亦为研究三国历史之重要资料。且洪氏考证精审,引据详实,所引诸书皆注明出处,便于学者检核,尤见其治学之严谨。
《三国职官表》刊行后,广受学界重视,后世学者多引以为据。然其书以考证为主,行文简练,不加详释,初学者或难卒读,此其不足也。然瑕不掩瑜,此书仍为研治三国职官制度之必读书目,于三国史地研究有重大贡献。今观洪氏此书,其考证之精,引据之博,实非后世泛泛者可比,诚可谓精于史事、长于考证之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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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补注表》八卷,清儒钱大昭所撰,乃补阙范晔《后汉书》之表也。大昭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乾嘉间硕儒,博通经史,尤精于考据之学。此书为《后汉书》之补表,专以经纬纪事,补范史之阙略,正后世之讹误,诚为研究东汉史之要籍也。
夫《后汉书》虽为良史,然范晔未及毕其功,因之表志缺如,后世学者多憾焉。钱大昭承前贤遗绪,博采群书,精研深考,凡《后汉书》所未载者,悉为补苴。其书八卷,分门别类,条理井然,如《百官表》、《地理表》、《艺文表》等,皆详加考证,补范史之不足。
是书之成,非特为补阙而已,实亦正史之参证也。大昭以经史为根柢,以考据为方法,凡所补之表,皆有所本,有所据,不妄加附会,不轻下断语,其严谨治学之态度,足为后世楷模。且其书于版本、校勘亦多有贡献,如众多版本、阙文、异文之校勘,皆详加考辨,精准无讹。
《汗筠斋丛书本》乃清嘉庆间所刻,为《后汉书补表》之精刻本也。其版端正,字体清秀,流传广远,为学者所重。是书之刊行,不仅为研究东汉史者所必备,亦为研究清学考据者所必读。
总之,钱大昭《后汉书补注表》八卷,实为研究东汉史及清学考据之要籍,其价值不可估量,后世学者当珍之重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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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五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五卷,乃清嘉庆十九年刻本,为诸以敦所撰。是书以熊氏原撰《后汉书年表》为基础,广征博引,悉心校补,增补遗漏,续补缺略,堪称精审。
原《后汉书年表》乃熊氏编撰,旨在梳理《后汉书》之年表,以便读者按年索骥,查阅史事。然流传既久,难免讹误,诸以敦乃依熊氏之体例,参以他书,逐条校订,务求精确。其校补之处,或正文字之误,或补纪年之缺,皆以考据为据,不妄改一字,不轻增一事。其所补遗,乃据他书所载,拾遗补阙,使《后汉书》之史事更加完备。其所续补,则依《后汉书》之体例,增补未载之年表,使之更为详尽。
诸以敦,清学者,博通经史,尤精于考据。其所撰是书,乃积数十年之功,广搜博采,详加考订,堪称精审。其书既出,为学者所重,咸以为研究《后汉书》之重要参考资料。
是书凡五卷,卷一至卷五为校补,卷末附补遗一卷、续补一卷。其校补之处,既正熊氏之误,又补其缺漏,使《后汉书年表》更加精确;其补遗、续补,则广征他书,增补史事,使《后汉书》之年表更加完备。
清嘉庆十九年刻本,乃其初刻本,刻工精良,版式清晰,纸张上乘,字迹秀美,堪称善本。其后虽亦有翻刻,然均不及此本之精审。今以此本存世,为学者所宝,诚为研究《后汉书》之重要文献。
总之,《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五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五卷,乃诸以敦精心校补之作,既补熊氏之缺,又正其讹误,更增补史事,使《后汉书年表》更为完备。其书诚为研究《后汉书》之重要参考资料,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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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南宋熊方所撰,辑入《四库全书》。此书乃补范晔《后汉书》之阙,以年表之体,编次东汉一代史事,颇资考证。
熊方,字广居,号稼轩,江西临川人。博学多才,尤精史学。感范书无表,遂广搜群籍,参互考订,成此巨帙。其书始于光武建武元年,终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凡一百九十五年。每帝一卷,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条分缕析,纲举目张。
是书之体例,仿《史记》《汉书》年表,而损益之。首列帝王纪年,次及诸侯王、公卿将相、功臣外戚,以至蛮夷、天象、灾异、祥瑞,靡不备载。其叙事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考证精审,足补范书之阙。
熊方撰此书,参稽群籍,博采众说。于《东观汉记》《续汉书》《汉纪》等书,尤多援引。其考证之精,如辨耿弇非耿况之子,论窦融非窦武之祖,皆发前人所未发。又于地理、官制、姓氏等,多所订正,足资参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虽不及司马光《资治通鉴》之详核,而表次分明,便于检阅,亦史学之要籍也”。然是书亦有疏漏,如献帝建安元年,误以曹操为丞相,实则操为司空。又如光和二年,误以张角为钜鹿太守,实则角为太平道首领。此皆考订未精之故。
要之,《补后汉书年表》十卷,虽有小疵,然大体精审,足补范书之阙,为研究东汉史之重要参考。熊方之功,亦不可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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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匈奴表三卷附录一卷》三卷,清沈惟贤所撰,刊于光绪十九年。是书专论前汉与匈奴之关系,旁征博引,考证精详,为研究汉匈史之要籍。
沈惟贤,字子愚,浙江仁和人。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其撰此表,旨在梳理汉匈二百余年之交往,明其始末,析其得失。是书三卷,卷一叙匈奴之源流、风俗、疆域,卷二详载汉匈和战之大事,卷三论汉对匈奴之政策及其影响。附录一卷,则辑录相关史料,以备参考。
惟贤之撰,不囿于旧说,每有创见。其论匈奴之强,谓其“控弦百万,横行漠北”,然终为汉所制者,在于“汉之谋臣勇将,能断大事,而不为小利所动”。其论汉武之伐匈奴,虽功业赫赫,然“穷兵黩武,耗竭国力”,实为后世之鉴。其论昭宣之世,汉匈和亲,边境晏然,则“非独武力之胜,亦德化之所致也”。
是书考据严谨,引证广博。凡《史记》《汉书》《后汉书》及诸子百家之言,皆为其所用。而其论事,则力求平实,不妄加褒贬。如论汉武之伐匈奴,既肯定其开拓之功,亦指出其劳民伤财之弊。又如论王昭君之和亲,既赞其为汉匈和解之典范,亦叹其个人命运之悲凉。
惟贤之文,简洁明快,不事雕琢。其论史,则如老吏断狱,条分缕析,令人信服。其叙事,则如良史直书,不隐恶,不虚美。是书虽为表体,然其内容之丰富,见解之独到,实为汉匈史研究之重要著作。
光绪十九年,是书刊行,为学界所重。其后虽屡经战乱,然其价值不减。今人读之,犹可见汉匈之交涉,如历历在目。沈惟贤之苦心孤诣,亦于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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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年表汇编》十四卷,清人萧承笏辑,成书于光绪十年,刻于养云书屋。是书乃史部编年之属,集历代史事年表于一体,以备学者考镜。萧氏博采群籍,参互考订,务求详实,以补正史之阙,备资治之鉴。
书之首卷,自黄帝始,迄于汉末,次卷晋、南北朝,三卷隋唐,以下各卷,宋、元、明、清,依次编列。每卷之首,列大年纪要,提纲挈领,以便览者得其梗概。年表正文,则按月纪事,年经月纬,条理井然。凡帝王更替、政事变迁、兵戎战伐、人物存亡、灾祥变异、文化典章,皆一一备载,详略得宜。
萧氏编纂,尤重考订,于史事之疑讹者,必详加辨析,注明出处,以示不诬。其于历代纪年之法,亦多所考究,务使年表与史实相契合,不致混淆。凡史书所载,或有异同,必标注于下,以便学者参校。
是书之刻,字体端楷,版式整齐,纸张精良,墨色浓淡相宜,乃光绪年间刻本之上品。养云书屋,本以刻书著称,此《史鉴年表汇编》之刊印,亦为其所费心力,可见其于学术传承之重视。
综观全书,史料丰富,编排精当,考订严谨,实为清季史学者不可多得之参考书。萧承笏以其博学之才,勤力之志,集前人之大成,为后人立一史鉴,其功不泯。是书之成,既可供学者研究之用,亦可为后世史家所借鉴,洵为史学之宝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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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史四谱》五十四卷,清人沈炳震所撰,乃嘉庆间之刻本也。斯书之成,实为集史之大观,汇古今之精华,堪称史学之瑰宝。沈公炳震,博学多才,深谙史籍,其编此书,旨在梳理廿一史之脉络,归纳历史之谱系,以便学者考究。
是书共分四谱,曰“纪传谱”、“年表谱”、“列传谱”、“志谱”,各谱之中,又细分门类,条理清晰,纲举目张。纪传谱者,记述帝王将相之事迹,年表谱则载岁月更迭之历程,列传谱录名臣贤士之传记,志谱则涵盖天文地理、职官食货等诸般史料。四谱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使人一目了然,便于查阅。
沈公编撰此书,不仅广搜博采,且详加考证,务求其真。每谱之前,皆有序言,明其宗旨,述其体例,读者由此入门,可洞悉全貌。书中引证浩繁,论据精审,且时有独到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实为治史者不可多得的参考典籍。
《廿一史四谱》刊行于嘉庆年间,正值清朝鼎盛之际,文化昌明,学术繁荣。是书之面世,不仅为清代史学界增光添彩,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其编排体例之严谨,内容之丰赡,堪称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观是书,犹如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领悟历史之深邃,洞察世道之变迁。沈公之笔,如椽巨笔,书写了历代兴衰,勾勒了人间百态。读是书,不仅可增益知识,亦可陶冶性情,启迪智慧。
总之,《廿一史四谱》五十四卷,乃清代史学之杰作,沈炳震之心血结晶。其价值,非独在于辑录史料之详尽,更在于其编排之科学,考据之严谨。研读是书,必能使人对历史有更深刻之理解,对国学有更深厚之爱慕。诚可谓治史者之案头必备,学术研究之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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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历代史表》五十三卷,清儒万斯同所著,集于《四库全书》之中。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浙鄞人也。博通经史,尤精于史表之学。其著此书,盖以历代史书虽繁,而表谱不全,遂立志补之。
书中所补,上自三代,下迄元明,凡历代帝王、将相、贤哲、文士,皆列其名,详其事迹,以表谱之形式,裨补史书之阙。其体例严谨,条理明晰,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纵横交错,如网在纲。每一表谱,皆注出处,以示有据。其考证精审,辨正详明,多有发明,足资考镜。
斯同之著是书,非徒为罗列名氏而已,实欲以表谱之法,补史书之不足,使其史实更为详明,便于后人查阅。故其书不仅为史家之参考,亦为学者之宝鉴。历代史书,浩如烟海,而斯同之《补历代史表》,则为其中之一缕金线,贯穿古今,照亮史海。
观斯同之学识,可谓博矣;观斯同之用心,可谓勤矣;观斯同之成就,可谓巨矣。其书一出,即被誉为“史表之最”,后世学者,多有称引。《四库全书》辑入此书,亦足见其价值之高,影响之广。
今之学者,欲研历代史,不可不读斯同之《补历代史表》。其书虽为补史之作,实为治史之利器,足可启后人无限之思,开史学研究之新境。斯同之功,可谓不朽矣。
至于斯同之生平,传世之书,尚有《石园文集》《石园诗草》等,皆可见其学养之深,著述之勤。而《补历代史表》一书,尤为其毕生精力之所萃,堪为中国史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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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及其一卷补录的《历代三元甲子编年》,共一百卷,乃清代学者王之枢所精心编纂,载录于《四库全书》之中。是书可谓纪事年表之集大成者,上起黄帝元载,下迄明末崇祯十五载,贯通古今,跨越数千年,以其严整之体例,精审之考据,成为研习中国历史时序、考辨史实之重要工具书。
王之枢,字持世,号梅崖,浙江山阴人,康熙年间进士,仕至礼部侍郎,其学问淹博,尤精于史学。此书之撰,非一日之功,乃积数十年之潜心研究,广采众籍,参以己见,融汇贯通,方成此鸿篇巨制。其意在于为研史者提供一份详实可信的时间框架,使纷繁复杂之历史事件得以按年排列,一目了然。
书中所载,不仅限于历代帝王之更迭、年号之变更,尚且涉及重大政治事件、经济发展、文化成就以及自然灾害等,内容广泛而深入,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通史”。《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一卷,则专论干支纪年法,为理解古代纪年方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详尽的注解。
细究其体例,既有按年编排之简明,又含详细疏解之深入。每一章节之前,皆有概述,提纲挈领地介绍该段历史之主要特征。具体条目之下,又多有考证与评论,既显王之枢之学识,又启读者之思考。
观其影响,自问世以来,《御定历代纪事年表》便成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影响深远。在史学研究领域,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推动历史学的深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中,此书亦常被援引为重要的参考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御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一卷》不仅是王之枢个人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光彩夺目,为后世学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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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会纪》五卷,乃元季薛应旗所编,明代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所梓。是书也,以甲子为纪,编年记事,上溯远古,下迄元末,洋洋大观,凡五卷之钜。其体例严谨,条理明晰,实为编年史中之翘楚。
薛氏应旗,字子仪,元之学者,博通经史,尤长于编年之学。其编是书,旨在以甲子纪年,统揽古今,俾读者一览而古今之变尽在掌握矣。书中记事,先举甲子,次叙年号,再述大事,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其于历代帝王之兴衰,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民俗之变迁,皆详加记载,不厌其烦。而于天文地理,灾祥变异,亦无不备录,以资考证。
是书之编纂,非徒为记事而已,更有以史为鉴之意存焉。薛氏深明史之为用,贵在明得失,辨是非,以为后世之师。故其于史事之记载,既求其详,复求其确,不偏不倚,务求实录。其于人物之品评,亦不徇私,不阿世,惟以德才为准,功过为断。是故,是书不仅为史料之汇编,更为历史之镜鉴。
玄津草堂者,明代出版重镇,所梓书籍,皆精审不苟。此本《甲子会纪》五卷,版式严整,字体端庄,纸张洁白,墨色鲜润,堪称精本。其版心上方鱼尾纹饰,下方刻“玄津草堂”四字,版心下方刻“嘉靖戊午重梓”字样,皆明代版本之特征也。是书之保存,历经数百年风雨,仍能完好如初,实为难得之古籍珍本也。
综上所述,《甲子会纪》五卷,乃薛应旗精心编撰之编年史,玄津草堂精心刊刻之精本。其内容详实,体例严谨,版本珍贵,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可或缺之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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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史表》者,清人周嘉猷所纂也。周氏,字景虞,钱塘人,乾隆朝之博学鸿儒,精于史地之学。是书成于乾隆四十八年,乃其毕生心血所萃,以表列南北朝史事,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俾学者一目了然,便于稽考。
夫南北朝者,神州板荡,南北分疆,政权迭更,史事纷繁,学者每苦其难读。周氏有鉴于此,乃以《南史》、《北史》为依据,参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正史,旁搜博采,删繁就简,成《南北史表》一书。其书以年表为主,兼及世系、地理、职官等,条贯清晰,考证详实,实为治南北朝史之利器。
是书体例严谨,首列年表,次为世系表,复次为地理表,终以职官表。年表自刘宋永初元年(420)始,至隋开皇九年(589)止,凡一百七十年,其间南北政权之更迭、战事之兴衰、人物之存亡,皆按年排比,一目了然。世系表则详列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魏、齐、周、隋诸帝王之世系,兼及宗室、外戚,脉络分明。地理表则依《水经注》之例,详述南北朝时期之州郡沿革,山川形势,以备学者稽考。职官表则列举南北朝时期之官制,详其职掌、品秩,以便读者了解当时之政治制度。
周氏此书,虽以表列为主,然其间考证精审,议论宏通,实非寻常表谱可比。其于南北朝史事之考订,尤见功力,如考证南朝宋文帝之死因,北周武帝之灭佛,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史书之阙遗。故是书一出,即为学者所重,誉为治南北朝史之圭臬。
《南北史表》之刻本,有清乾隆四十八年钱塘周氏家刻本,乃周氏手自校勘,刻印精良,流传甚广。后世学者,凡研治南北朝史者,莫不以此为津梁,其价值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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