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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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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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存丛书》者，日本林衡所辑，凡十七种，荟萃古佚之书，广搜博采，以存华夏之文献。林衡，字德夫，号东园，日本江户时期学者，博通经史，尤精于校雠之学。是书之编，始于宽政十一年（公元1799年），迄于文化七年（公元1810年），历时十有一载，终成善本。
是书所录，多为中国唐宋以来失传之典籍，或存于日本，或散佚已久，皆为珍稀。林衡精心校勘，务求存真，虽其间或有讹误，然大体精善，足资考镜。所收之书，如《古逸丛书》、《群书治要》、《玉篇》等，皆为中国学者所重，价值匪浅。
其刊本，乃以活字印刷，工艺精良，字迹清晰，版面整齐，为日本木活字印刷之佳品。宽政至文化年间，正值日本文化昌盛之际，此丛书之刊行，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之瑰宝，亦促进了中日学术之交流。林衡之功，可谓巨矣。
是书之成，不仅为日本学界所重，亦为中国学者所珍。清人黄遵宪、黎庶昌等，皆曾访求此书，以为研究之用。林衡之志，在于保存古籍，传承文化，其用心良苦，功在千秋。
《佚存丛书》者，乃中日文化交流之见证，亦为古籍保存之功臣。林衡之勤，可敬可佩；是书之价值，可赞可叹。后之学者，当珍视此编，以为研究之资，亦当铭记林衡之贡献，以为学术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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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丛书》三十六种，乃清季富察恩丰所辑，光绪年间钞本也。恩丰，满洲镶黄旗人，博学多才，尤精满汉典籍，是编乃其搜罗八旗文献，荟萃而成。夫八旗者，清廷之根本，自太祖肇基，世祖定鼎，迄于中叶，制度寖备，文献蔚兴。然岁月既久，典籍散佚，识者痛之。恩丰有鉴于此，遂旁搜博采，积年累月，终成是编。
是书凡三十六种，详载八旗之沿革、风俗、人物、艺文，可谓备矣。其卷一至卷五，述八旗建置，详其源流，考其制度；卷六至卷十，载旗人姓氏，辨其族属，考其支派；卷十一至卷十五，记旗人勋业，述其功绩，彰其德行；卷十六至卷二十，录旗人艺文，集其诗词，辑其文章；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载旗人风俗，述其岁时，记其礼俗；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录旗人轶事，述其传闻，记其异闻；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载旗人地理，述其山川，记其城邑。是编所录，或采自旧籍，或得之传闻，或据之实录，皆详加考订，务求其实。
然是书亦有不足，盖富察氏虽博学，然限于时势，或未能尽览群书，或未能详考其事，故间有疏漏之处。然其荟萃八旗文献，功不可没，为后世研究八旗之重要参考。今观是编，可窥八旗之全貌，知清廷之盛衰，亦可见满汉文化之交融。惜乎光绪以降，国势日蹙，是编未能广布，几近湮没。今幸得钞本存世，学者得窥其全璧，实为幸事。
总之，《八旗丛书》三十六种，乃富察恩丰辑录八旗文献之巨著，虽不免有疏漏之处，然其保存八旗文献之功，不可泯灭。是编为研究八旗制度、满族文化之重要资料，亦为清史研究之珍贵文献，学者宜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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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聚珍版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一百三十八种
.清乾隆间武英殿木活字印本
《武英殿聚珍版书》者，乃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刊之木活字印本也。凡一百三十八种，集经史子集四部之精华，汇古今典籍之大成。是书之刊，为乾隆帝弘历所倡，意在广传圣学，弘扬文化，亦有显朝廷文治之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诏命开四库全书馆，征集天下遗书，编纂《四库全书》。然全书浩繁，难以尽刊，遂命武英殿以木活字印刷部分典籍，是为《武英殿聚珍版书》。其书选材精审，校雠严谨，字体端楷，排版工整，犹若金玉之辉，书法之美，实为清代印刷之瑰宝。
是书所收，自先秦至清初，涵盖经传、史乘、诸子、诗文、杂著等，尤以《尚书》、《礼记》、《春秋》诸经为重，兼及《史记》、《汉书》等史部名著，亦有《庄子》、《荀子》等子部经典，更有《文选》、《唐文粹》等集部杰作。每书之前，皆冠以提要，述其源流，析其义理，俾读者得窥全貌，更明其旨。
武英殿者，位于紫禁城内，乃清廷刊印典籍之处。其木活字印刷之法，乃承宋代毕升之遗，然工艺更精，字模更多，排版更速，印刷更美。每字皆以梨木雕成，字形方正，笔画清晰，排列有序，印于纸上，若刻若画，颇显匠心。
《武英殿聚珍版书》之刊行，对于保存古籍、传播文化、促进学术，皆大有裨益。其书流布海内，为学人所重，亦为后世版本学、印刷术之研究提供珍贵资料。然历经战乱，存世者已稀，今仅见诸少数藏书楼，实为典籍中之珍品也。
总之，《武英殿聚珍版书》乃清乾隆年间文化盛世之产物，集印刷工艺之大成，汇典籍精华于一炉，为后世研究清代文化、印刷术及古籍版本学之重要文献，亦为我国古籍印刷史上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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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咏轩丛书》者，中华民国陶湘所辑，计三十四种，成书于民国十五至二十年间，武进陶氏涉园石印本也。是书之编，意在荟萃古今典籍，广传国粹，以助士林。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主人，乃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其于古籍之搜集、整理、刊行，功莫大焉。
《喜咏轩丛书》所辑，多为罕见之珍本、孤本，或为未刊之稿本，或为久佚之抄本，或为稀见之刻本，皆陶氏多年搜罗所得。是书内容广博，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尤以子部、集部为多。经部如《周易本义》、《尚书注疏》等，皆为经典之作；史部如《史记》、《汉书》等，皆为正史之要；子部如《庄子》、《荀子》等，皆为诸子之粹；集部如《文选》、《全唐诗》等，皆为诗文之精。此外，尚有谱录、类书、杂著等，亦皆颇具价值。
是书之刊行，陶氏用心甚苦。其于版本之选择、校勘之精审、印刷之精美，皆力求至善。陶氏涉园之石印技术，亦为当时之冠，故是书之印，字迹清晰，纸墨精良，堪称民国石印本之翘楚。
《喜咏轩丛书》之成，不仅为古籍之保存与传播贡献良多，亦为民国学术之发展提供重要资料。是书之编，体现了陶氏对传统文化之热爱与尊崇，亦展现了其于古籍整理与出版之卓越才能。至今，是书仍为学界所重，被视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之典范。
综上所述，《喜咏轩丛书》乃民国古籍之瑰宝，陶湘之功，亦当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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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函小史》者，明闵于忱编，五种之汇也。松筠馆刊行，朱墨套印，纸润墨香，洵为书林之珍。闵氏博雅好古，广搜群籍，于枕函之中，得文五篇，汇为一帙，名曰《小史》。其五种者，盖各有所本，或采诸史，或录自子，或集于集，或取于说，皆文章之英华，史笔之遗珠也。
其书之刻，版式精工，朱墨并施，朱以圈点，墨以正文，相映成趣。松筠馆者，闵氏之书坊也，以刊刻精良著称于世。是书之印，非独朱墨分明，且字画遒劲，行款疏朗，览之令人忘倦。明季板刻之盛，此本足以为征。
《小史》之文，虽名曰“小”，然其义大矣。或以史家之笔，述古今之变；或以子家之言，论治乱之理；或以集家之诗，咏风雅之音；或以说家之语，载异闻之事。虽仅五篇，然博综经史，横窥百家，非浅尝辄止者所能望其项背也。
闵于忱之编此书，非徒事搜辑而已，盖欲藉此以寄其怀抱，抒其心志。明季士风，尚空谈而不务实，闵氏独以沉静之思，博雅之识，编此小史，亦可谓特立独行者矣。其书虽不为当时所重，然流传至今，犹可见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
是书之价值，非仅在于其版刻之精，亦在于其内容之富。学者得之，既可赏其版刻之美，又可究其学术之真，实为一举两得之善本。惜乎流传不广，知者寥寥。若能重加校勘，广为流传，则其嘉惠学林，又岂浅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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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清玩》十二种，明李玙所辑，崇祯二年序，东吴毛氏汲古阁刊本也。是书乃集古今花卉之谱，荟萃群芳，汇为一编，以飨君子之雅好。其内容广博，包罗万象，举凡花卉之品类、栽培之法、观赏之趣、吟咏之词，无不备载。李玙博学多识，采撷典籍，参以己意，编次成书，实为明代花卉谱录之佳作。
是书凡十二种，各具特色，相得益彰。首列《花史》，历叙花卉之源流，考其名实，辨其异同，诚为花谱之纲领。次之《花品》，详列花卉之品目，分其高下，别其优劣，便于品鉴。又有《花谱》，专论花卉之栽培，述其土壤、气候、灌溉之法，务求精当。至于《花谈》，则记花卉之典故轶闻，采撷古籍，荟萃众说，颇增趣味。《花吟》一卷，集古今诗词，咏花卉之美，以抒怀抱，实为文雅之士所钟爱。其余诸种，如《花画》、《花器》、《花香》、《花食》、《花药》、《花梦》，各具专题，详述花卉之绘画、器皿、香气、饮食、药用、梦幻，无不精妙绝伦。
毛氏汲古阁，乃明代著名书坊，以刊刻精良著称于世。是书刊本，版式古朴，字迹清晰，纸墨精良，装帧考究，堪称善本。书前有序，述其编撰之由，书后有跋，明其刊印之旨，皆为文人雅士所重。是书不仅为花卉谱录之集大成者，亦为明代版刻之佳构，流传至今，实为珍稀，可宝也可传。
《群芳清玩》十二种，集花卉之学于一书，熔栽培、观赏、吟咏于一炉，实为明代文人雅士之清玩，亦为后世花卉爱好者之指南。是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之丰富，更在于其编撰之精当，刊刻之精美，实为古籍中之佼佼者，不可不读，不可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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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礼记》三种附二种，明陆云龙辑校，明天启间刻本也。是书辑录《春秋繁露》、《太玄经》、《大戴礼记》，并附《尚书考异》、《尚书大传》二种，汇为一集，传世甚广。
《春秋繁露》者，西汉董仲舒所著，乃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之书。其言天人感应，推阴阳之变，论五德终始，可谓义理深奥，文辞典雅。陆氏校勘，务求存真，去讹补缺，使是书益显其精义。
《太玄经》者，西汉扬雄所撰，拟《周易》而作。其书以玄为宗，论天地万物之理，阐幽明之变，乃玄学之滥觞。陆氏辑校，详加考辨，使是书之旨，益显其微。
《大戴礼记》者，西汉戴德所编，乃礼学之经典也。其书论礼制、礼仪，阐发礼义，乃先秦礼学集大成之作。陆氏校勘，务求原貌，使是书之文，益显其正。
附《尚书考异》、《尚书大传》二种。前者为明梅鷟所著，专考《尚书》异文，辨其真伪；后者为西汉伏生所传，乃《尚书》之重要传本。陆氏辑校，使二书与前三书相得益彰，为经学研究之重要参考。
陆云龙，明末人也，博学多识，尤精于经学。其辑校此书，考据精详，校勘严谨，使是书之价值益显。明天启间刻本，纸墨精良，版式工整，乃古籍中之珍品。
是书汇《春秋繁露》之精义、《太玄经》之玄奥、《大戴礼记》之典正，并附《尚书考异》、《尚书大传》，可谓经学之宝库，古籍之精品。陆氏辑校之功，天启刻本之美，使是书历久弥新，为后世学者所重。观其书，可窥古人智慧之光，亦可见陆氏校勘之谨。诚为经学研究之重要典籍，古籍辑本之典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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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小史》一百六种，明人李栻所纂。此书乃汇集历代野史、杂记而成，涵盖广博，内容丰赡，足补正史之阙漏，增稽古之资材。李栻，字无考，行事亦无详载，然其编纂之功，不可没焉。是书成于明代，刊刻于嘉靖年间。明代刻书之风盛行，然此书卷帙浩繁，尤见李栻之宏图伟志。
是书所辑，上自上古，下迄元季，凡一百六种，皆以年代为序，依次排列。其中所载，或述帝王之勋业，或记名臣之言行，或录奇闻异事，或载民间风俗，文辞简练，事理明晰。虽多采稗官野乘之说，然亦不乏正史未详之实，足资考镜。其编纂之法，虽非独创新格，然摘录精当，剪裁得体，颇见匠心。
明刻本《历代小史》，版式工整，字迹清晰，纸张坚韧，墨色匀称，可见当时刻印工艺之精湛。然历经数百年，书页或蠹蚀，或残损，幸有后世藏家珍视，得以存留至今。其所载史事，虽未必尽皆信实，然其为研究历代社会、文化、风俗之重要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此书于史学之贡献，尤在扩充史料，补阙拾遗。盖正史所载，多限于帝王将相之事，而此书则广采民间传闻，兼收百家之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之素材。其编纂之旨，亦在通过采录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以启后人借鉴之思。此乃李栻编纂此书之深意所在。
今观此书，虽所载之事或有虚诞，然其保存历史文献之功，不可忽视。且其所录故事，往往生动有趣，颇能引人入胜，使人读之，既增知见，又得趣味。故此，《历代小史》一书，实为明代史学著作中之瑰宝，足资后世学者研究参考，亦为文学爱好者之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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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古今逸史》五十五种二百二十三卷，明吴琯辑校，成书于万历年间。是书集录古今逸闻异事，博采群籍，汇为一编，洵为文献之瑰宝。吴琯，字伯玉，江苏吴县人，博学多闻，尤好搜集奇闻轶事，乃有此书之纂。
其书内容丰富，涵盖历史、地理、民俗、神话、志怪诸类，采摭广泛，兼收并蓄。自先秦至明代，历代逸闻，无不搜罗。其编排依时序，首列上古，次及三代、秦、汉，以至宋、元、明，条理分明。每卷皆详注出处，引书广博，如《左传》《史记》《汉书》《搜神记》《太平广记》等，皆为其采撷之资。
《增订古今逸史》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亦为后世研究古代社会、文化、民俗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文笔流畅，叙事生动，虽属逸史，然不失信实。吴琯于辑校之际，务求精审，每事必考，力求其真，故其书实为兼收并蓄、去芜存菁之作。
万历刻本，乃其时之善本，刻工精良，纸墨上乘，版式整齐，字体端庄，甚为后世藏书家所珍视。是书流传虽不甚广，然其对古代逸史之整理与保存，功不可没。今观此本，犹能窥见明人辑校之精审，亦能领略万历刻书之风采。
综而论之，《增订古今逸史》乃明代文献整理之重要成果，吴琯之辑校，功在千秋。其书不独为学者所重，更为后世研究古代逸史不可或缺之典籍。是书之存，诚为中华文化之瑰宝，宜永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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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门广牍》一百七种，明周履靖编，万历二十五年金陵荆山书林刻本。此书乃明代典籍之荟萃，集诸多学问于一炉，实为学问家之宝典。编者周履靖，字子安，号夷门，博学多才，尤精于文献编纂。其编此书，旨在广纳百家之言，以裨益后世之学。
《夷门广牍》所收一百七种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内容宏富，堪称明代文献之大观。经部收有诸经传注，史部载历代史籍，子部汇诸子百家，集部辑文人诗集。其选材严谨，去粗取精，皆采自历代名家之手，或为佚书残篇，或为孤本珍籍，尤以明代文献为多，为研究明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是书刻于金陵荆山书林，雕版精良，字体工整，版式疏朗，实为明刻之上品。金陵地处江南，自古为文化昌盛之地，书林林立，刻书业发达。《夷门广牍》之刻成，不仅展现了明代金陵刻书之精湛技艺，更反映了当时文人对典籍之重视与传承。
此书之成编，历经周履靖多年搜罗与整理，其艰辛可知。编者于诸典籍之间，或校勘文字，或补阙订讹，或撰序跋以明其旨，可谓用心良苦。其所录诸书，虽多为明代常见之书，亦不乏稀见之本，故此书不仅为学者提供了便利，更为古籍之保存与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今观《夷门广牍》，其内容虽多，然条理分明，编排有序，可谓匠心独运。其为明代典籍之重要总集，不仅反映了明代学术之繁荣，更展现了周履靖博学多识、孜孜不倦之学术精神。此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更在于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明代学术文化之重要参考，实乃明代文献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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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汇编》一百二十二种，明人沈节甫所编纂之巨帙也。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乃阳羡陈于廷所刊刻。此书博采众籍，汇辑古今，囊括万象，实为文献之大观，史乘之瑰宝。
沈节甫，字伯明，号东泉，江南无锡人也。其人博学多才，精于史学，深谙经籍，以编纂《纪录汇编》而名垂后世。此书之编纂，历时数载，广收博采，集前人著述之大成，举凡史传、方志、谱牒、笔记、随笔、杂录、诗文、奏议、书札、金石、卜筮、阴阳、医方、农艺、博物、杂技等数百种文献，皆精心甄选，分类编排，以成此鸿篇巨制。
《纪录汇编》之辑录，不以一家之言为限，广收众家之说，以存史料之真。其所收之书，或为官修，或为私纂，或为佚书，或为残本，皆一一按类编排，务使经纬分明，脉络清晰。其书分门别类，条理井然，便于检索，诚为研究古代文献之必备工具。
陈于廷，字伯玉，阳羡人也。其人精于刻书，以刊刻《纪录汇编》而闻名于世。其刻工精湛，字迹清晰，版面整齐，装帧精美，堪称明代刻书之典范。此书之刊刻，非独保存文献，亦使古代文化得以传承，功在千秋。
《纪录汇编》一书，不仅为文献之汇集，亦为史学研究之重要参考。其所辑之书，多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所载之事，涉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民俗等各领域，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料。此书之价值，实非言语所能尽述。
总而言之，《纪录汇编》一百二十二种，乃沈节甫所编纂之巨著，陈于廷所刊刻之精品。其书博采众籍，汇辑古今，为文献之大观，史乘之瑰宝。此书之流传，不仅保存了古代文化，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诚为中国古代文献编纂之瑰宝，学者研究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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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古籍之流传，乃文化之根柢，后世之研习，不可忽焉。时万历二十二年，河东赵氏刻本《三代遗书》六种，乃明人赵标所编，汇刻三代之遗书，洵为典籍之瑰宝。
赵标，字秉彝，号鹿庵，河东人也。其性嗜古，博学多闻，尤致力于古籍之搜集与整理。时值明季，文教昌明，然三代之典籍，散佚颇多，恐日久失传。赵标乃潜心搜罗，集三代遗书六种，汇为一编，名曰《三代遗书》。其书虽为汇刻，然编次严谨，考据精详，实为后世研习三代文化之津梁。
是书所录六种，皆三代之经典，或为治国之道，或为修身之法，或为天文历算之要，或为礼仪制度之章。其文简古，其义深远，后之学者，得此一书，可窥三代之遗风，知先贤之智慧。赵标于书中，每有考证笺注，阐幽发微，颇见其用心良苦。
且赵氏刻本，雕版精美，字迹清晰，纸张精良，装帧考究。虽历经数百年，然书页完整，字迹如新，足见当时刻工之精良，流传之珍贵。后世藏书家对此书珍若拱璧，每得一书，莫不欣然自喜。
噫！三代之文化，虽远矣，然赵标之《三代遗书》，犹可传其遗风于后世。是书之存，非独为典籍之宝，更为学术之准绳，文化之根源也。后之学者，若能潜心研习，必能得其精髓，以启来哲。姑为之记，以俟后世之知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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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丛书三十八种，明程荣编，万历二十年新安程氏刻本。是书辑录汉魏两朝之典籍，汇诸子百家之言，兼蓄经史子集，堪称古籍之萃，学术之宝。
程荣，新安人民，博览群书，雅好古学，鉴于前代典籍散佚，乃发奋搜集，辑成此编。其书甄选精严，择其善者而录之，凡三十八种，涵盖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如《春秋左氏传》、刘向《新序》、班固《汉书》等，皆汉魏时之鸿篇巨制，堪称典籍之魁。
汉魏两朝，学术昌明，诸子百家，各擅其长。是书所收，或阐经义，或述史事，或论道德，或叙政论，或载异闻，或辑杂说，皆为各门各派之精髓。或论治国之道，或言修身之法，或述天象之变，或论人事之异，皆为古人智慧之结晶。读此一书，可窥汉魏学术之盛，亦可探古人思想之源。
程氏刊刻，乃据旧本，校雠精细，刻工精良，字迹清晰，纸墨俱佳。每卷之首，皆有序跋，或述编纂之由，或论典籍之要，或解疑释惑，或阐微发幽。读者观此，可明编撰者之心意，亦可知典籍之价值。
此书之成，不仅为古籍之保存，更为学术之传承。后世学者，赖此得见汉魏典籍之原貌，研读古学，探究史事，亦多得益于此。程荣之功，诚不可没。
统而言之，汉魏丛书三十八种，乃古籍之精华，学术之瑰宝。程荣辑之，程氏刻之，皆可谓功在千秋，泽被后世。是书之价值，非特为学术之资，亦为文化之脉，诚宜宝之重之，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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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遗编》十二种，乃明人原一魁所辑，胡维新同编，书成于万历十年。是书之刻，传世稀少，幸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本，使后人得以窥其全豹。编中所辑，皆明以前两京之遗文逸事，或为诗歌，或为传记，或为杂记，或为志录，无不关乎当时之政治、文化、风俗、地理。其间所载，或正史所未详，或私家所未录，实为研究明代以前两京历史之宝贵资料。
原一魁，字仲宣，号东原，浙江山阴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博学多才，尤精于史。胡维新，字汝明，号南洲，江西南昌人，嘉靖举人，曾任南京工部郎中，与原一魁志趣相投，共成此编。二人采摭群书，考订异同，辑成《两京遗编》，以备史官之采择，亦为后学士之参证。
是编分十二种，卷帙浩繁，内容宏富。其篇目有：《两京志略》、《两京人物志》、《两京景物志》、《两京风俗志》、《两京杂记》、《两京诗钞》、《两京文钞》、《两京赋钞》、《两京碑记》、《两京图考》、《两京遗事》、《两京补遗》。每篇之前，皆有编者自序，述其编撰之意及采录之由，读之可知其用心之良苦。
《两京志略》详载两京之建置沿革，山川形胜，城池街巷，宫殿苑囿，庙坛寺观，无不备录。《两京人物志》则选录两京之名人贤达，或为官宦，或为文士，或为隐逸，皆以其事迹显赫或德行可风者入编。《两京景物志》记述两京之名胜古迹，园林亭榭，桥梁津渡，山水泉石，皆以文辞绘其景致。《两京风俗志》则详载两京之岁时节令，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方言俚语，民俗风情，无不备载。《两京杂记》汇集两京之奇闻异事，传说稗史，轶事琐闻，皆以资谈柄。《两京诗钞》、《两京文钞》、《两京赋钞》则选录两京历代之诗词文赋，或咏物言志，或抒情寄意，或记事绘景，皆以文采斐然者入选。《两京碑记》收录两京之碑文铭刻，或记功勋，或述事迹，或铭德教，皆以文辞典雅者入选。《两京图考》则绘制两京之地图，山川城池，街巷坊市，无不详标其位置。《两京遗事》、《两京补遗》则汇集前编未录之史料，或为正史所佚，或为私家所藏，皆备录之。
《两京遗编》虽为明人编辑，然其所采之资料，多涉宋元以前，实为研究明代以前两京历史之重要参考。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本，既保存了古籍之原貌，又便利了学者之研究，可谓功德无量。后之览者，当以此编为宝，细细研读，必能有所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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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陵学山》者，明王文禄所编，汇百种典籍于一帙，乃隆庆二年迄万历十二年刻本也。是书广搜博采，萃古今之精华，集百家之要义，实为学术之瑰宝，文化之渊薮。其内容包罗万象，涵盖经史子集，儒道释法，无所不备，堪称典籍之林，知识之海。
王文禄，字子安，号东溟，明季学者也。其学问渊博，著述颇丰，《百陵学山》乃其毕生心血所萃。是书编次严谨，体例完备，每书皆有序跋，述其源流，明其旨趣，使读者一览而知其概。其刻本精良，字迹清晰，版式古雅，足见明代刻书工艺之精湛。
百种之中，尤以《易传》、《书经》、《诗经》、《周礼》、《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重，阐述圣人之道，弘扬仁义礼智。又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为鉴古知今之资，明兴衰治乱之理。至于《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则言虚无自然，倡恬淡无为。此外，尚有佛教经典如《心经》、《金刚经》等，阐发空有之旨，觉悟众生之机。
是书不仅为学术研究之重要参稽，亦为文化传承之宝贵载体。其编纂之精，选材之善，实为学林之楷模。后之学者，读是书也，可得窥古人学问之奥，领会天地之理，明辨是非之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有所本。
昔人云：“学海无涯，书山有路。”《百陵学山》者，实为学海之舟，书山之径。学者得是书，如登高山而知途之远，如涉大海而识水之深。然书虽百种，学无止境，望后之览者，深究而明辨之，则斯编之价值，将永垂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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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十三经》十三种简介**
《小十三经》者，明顾起经编，顾玄纬同校，嘉靖间祗洹馆刻本也。此书集十三部经籍，汇为一编，名曰“小十三经”，盖仿“十三经”之名而略有增损，以广典籍之传，备学人参考焉。
顾起经，字子经，明嘉靖间学者，博通经史，尤精于古籍校雠。其编此书，意在摘取诸经要义，裨益后学。顾玄纬，与之同邑，亦以学行闻，相与校勘，务求精确。嘉靖间，祗洹馆刻版行世，字画工整，纸墨精良，为明代刻本之佳者。
所收十三种经籍，皆儒家经典之要著。如《论语》为孔子言行录，载圣人之道；《孟子》传孟子仁义之说，阐性善之旨；《大学》《中庸》为《礼记》之篇，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孝经》述孝悌之义，彰人伦之本；《尔雅》训诂名物，释经典之难解者；他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皆儒家经典，各有专精，学者所不可不读也。
此书虽名为“小”，然其义理之深、学问之广，实不亚于《十三经》。顾氏编校之谨，版刻之精，尤足称道。嘉靖间祗洹馆刻本，流传虽稀，然其所保存之古籍，为后世学人所珍视，洵为明代文献之一大贡献也。
综观是编，其所收录虽不及《十三经》之全，然其简而精要，便于初学，诚为研习儒学之津梁。顾氏之用心，可谓良苦矣。此书之传，不仅有益于当时，亦为后世学者所重，可谓功在千古，泽被后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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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声玉振集》者，明人袁褧所编，凡五十种，嘉靖间吴郡袁氏嘉趣堂刻印者也。是集汇萃众艺，集锦群英，实为文苑之瑰宝，学林之津梁。袁褧博学多才，文采斐然，编是集以鸣其志，振其声。嘉趣堂之刻本，纸墨精良，版刻工致，堪称艺苑之楷范，藏家之珍本。
是集所收，或诗或文，或史或子，或词或曲，无不精妙绝伦。其文辞之典雅，意趣之深远，皆足以垂范后世。袁褧择选精审，取择严谨，每篇皆载其原委，注其出处，使读者明其本末，通其旨趣。书前有袁氏自序，详述编纂之始末，论列篇目之要旨，使人读之，如亲聆其教诲。
集中之篇章，或论古今之得失，或述人物之贤愚，或寄情山水，或托思物外，言简意赅，笔力万钧。其文笔之精炼，议论之中肯，皆可见袁褧之才识与胸襟。是集虽成于嘉靖间，然其所载之文、所录之士，皆能超脱时俗，卓然自立，故历久弥新，流传后世而不朽。
嘉趣堂之刻本，更显是集之价值。其版式疏朗，字体秀丽，雕刻精细，装帧考究，观之如见古人翰墨，抚之若闻昔日纸香。袁氏家族素重文化，嘉趣堂之刻书，尤以精善著称，是集之刻，亦可见其用心之挚，用力之勤。每部皆经精校无误，装订工整，堪称书林之上乘。
今观《金声玉振集》，不惟古籍之珍藏，更为学人之瑰宝。阅是集者，既可领略古人作文之妙，亦可体味时人刻书之精。是集流传至今，虽历数百年，然其文采风华，依旧熠熠生辉。袁褧之名，嘉趣堂之刻，皆赖是集而传之后世，垂之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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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明顾元庆编撰也。顾氏名元庆，字大有，苏州阳山人也。其家世书香，博学多才，尤嗜古籍，勤于搜罗，遂编此书，以传于世。是书成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乃顾氏亲手校刻，故又称“顾氏文房小说”或“阳山顾氏文学”。其书辑录古今小说四十种，或记异闻，或述轶事，或载奇谈，或录志怪，皆短小精悍，意趣盎然，为明代小说之重要典籍也。
顾元庆编撰此书，盖欲广采众家，集其精华，以供文人墨客品读，兼以传世。其选材不拘一格，或取于古籍，或录于时人，或采于野史，或辑于杂记，内容博杂，文笔流畅。其间有《搜神记》、《列异传》、《太平广记》等名篇，亦有《剪灯新话》、《花影集》等时人所著，然皆经顾氏精心校订，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故书中所载，尤为精粹。
此书之刊行，正值明中叶，时风崇尚文学，小说之风亦盛。顾氏以文学世家之资，潜心于古籍整理，其书一出，遂为士林所重。且其刻本精美，字迹清晰，版式疏朗，后世藏书家多视为珍本。其影响亦深远，后世文人如冯梦龙、凌濛初等，皆受其启发，遂有《三言二拍》等名著问世。
总而论之，《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乃顾元庆精心编撰之杰作，其内容广博，文采斐然，为明代小说之重要代表。其书不但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亦为中华文化之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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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书》者，明儒朱升所编，清康熙三十二年恒德堂梓行者也。其书凡四种，曰：《小学》、《家礼》、《蒙求》、《千字文》。皆启蒙之要籍，训蒙之津梁也。
朱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也。明初大儒，博通经史，尤精理学。其编《小四书》，旨在为童蒙立基，使学者自幼即知圣贤之道，明人伦之理。其选择之精，用心之深，可见一斑。
《小学》者，宋朱熹所辑，分内外二篇。内篇言修身养性，外篇言齐家治国。其书详明义理，切于日用，为儒学入门之要典。《家礼》者，亦朱子所撰，详述冠、婚、丧、祭诸礼，使家道有常，人伦有序。《蒙求》者，唐李翰所作，以对偶之文，囊括史事，便于记诵，为蒙学之捷径。《千字文》者，梁周兴嗣所撰，以千字成文，包罗万象，为识字之范本。
此四书者，皆简明扼要，适于童蒙。朱升合而刻之，名曰《小四书》，意在为学之始，即得其要旨，循序渐进，终至大道。清康熙间，恒德堂复加梓行，广布天下，使蒙养之教，得以普及。
观其书，内容精要，体例严谨，语言浅显，易于领悟。其为学之指南，蒙养之阶梯，实非虚言。朱升之编，恒德堂之刻，皆有益于教化，有功于斯文。学者若能潜心研习，必能奠定儒学之基，登堂入室，窥圣贤之奥义。
是书之价值，不惟在于其内容丰富，更在于其为学之次第，明道之阶梯。学者当珍视之，研习之，使古圣贤之教，薪火相传，永世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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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郛》者，元代陶宗仪所编，明代陶珽等重辑，至明末清初，李际期复刻于宛委山堂，汇集成书。是书凡一百二十卷，收录典籍一千二百八十种，卷帙浩繁，包罗万象，堪称典籍之渊薮，文化之大观。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人，博学多才，工诗善文，尤喜辑录古籍。《说郛》之编，始于元末，成于明初，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凡诸子百家、稗官野史、笔记杂录、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皆在其中。其体例庞杂，内容宏富，然皆以“说”为名，盖取其“述而不作”之意，旨在保存古籍，传承文化。
至明代中叶，陶珽等复为重辑，增补缺漏，订正讹误，使是书益臻完善。然《说郛》流传既久，版本纷繁，明末清初，李际期得旧本于宛委山堂，遂续刻汇印，重加校勘，使是书得以广布天下，为世人所重。
是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丰富，更在于其保存了大量散佚古籍。元代以降，典籍多有散失，而《说郛》所录，多有不见于他书者，故为后世学者所珍视。清人四库馆臣云：“《说郛》所载诸书，多有他书所未见者，固考据家所必资也。”其于文献保存之功，可谓大矣。
然《说郛》亦有不足，盖因其体例不一，篇目杂乱，且多有节录删改，未能尽存原书之貌。然瑕不掩瑜，其于古籍保存、文化传承之功，实不可没。今观是书，犹可窥见古代文化之盛况，学者虽不能尽览其书，亦可择其要者而读之，以增广见闻，涵养学识。
总之，《说郛》一书，虽非经典，然其所录，皆古籍之精华，文化之瑰宝。其编撰之勤，辑录之广，保存之功，皆为后世所仰。学者得此一书，仿佛置身典籍之林，虽不能尽览，亦可略窥其大要，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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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郛》百卷，乃元代陶宗仪所编，收录典籍六百十六种，广涉经史子集，兼及百家杂说，可谓博采众长，汇于一帙。陶氏宗仪，以博学著称，此编旨在存古传今，撷取古籍之精华，以供后人研习。其书体例严谨，篇目繁多，虽为节录，然皆取其精要，不使遗珠，可谓古籍之荟萃，学者之津梁。
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重校铅印，以明抄本为底本，复加校勘，务求精审。张宗祥先生主持其事，悉心校雠，匡谬正误，使此书焕然一新，复现原貌。张氏博通典籍，精于校勘，其重校之功，可谓继往开来，裨益学林。
此书既成，广布于时，学者咸称其善。其内容之宏富，校勘之精审，皆足垂范后世。涵芬楼者，商务印书馆之藏书馆也，素以藏书丰富、版本精良著称，此次重校铅印，亦承其传统，力求完美。
《说郛》之价值，在于其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之片段，使后人得以窥见古书之风貌。虽为节录，然其所选皆精，足以补全本之不足。且陶氏编选之时，颇具眼光，所录之书，多为罕见之作，或已亡佚之籍，故其史料价值，尤不可轻忽。
今观此书，不仅为学者研究古籍之重要参考，亦为文史爱好者之良师益友。其流传至今，实为古籍整理之典范，足见陶氏之用心，张氏之勤勉，涵芬楼之严谨。此书之重校铅印，可谓民国古籍整理之盛事，亦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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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百川学海》者，明人冯可宾所辑也。其书集百三十种，皆古人散佚之文，搜罗宏富，博采旁征，诚艺林之巨观也。冯氏，字无咎，号南邨，浙江会稽人。博学多才，雅好古籍，尤勤于搜讨，故能成此巨帙。是书编于明末，刻于其时，卷帙浩繁，内容赅备，可谓汇众流以成海，聚百家以成学也。
是书所载，或经史，或子集，或诗词，或小说，或杂著，或笔记，或传记，或谱录，无所不包，无所不备。其间有诸子百家之遗说，有古今名人之逸事，亦有山川风物之记载，有典章制度之考订，乃至医卜星相、农圃工艺，莫不悉载。真可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述人文，旁及技艺，囊括四部，荟萃古今。读之者，既可管窥前贤之智慧，亦足备后世之参稽。
夫《广百川学海》者，虽名为“广”，然其编次严整，体例分明，非杂乱无章也。每一书前，皆有小序，略述其作者、内容及版本流变，使读者开卷了然，知其源流。且冯氏于辑录之际，务求精审，凡所采录，皆择善本，校雠精密，讹脱无多。故是书不仅为研究古籍者所重，亦为藏书家所珍。
惜乎明末兵燹频仍，是书流传未广，今日所见，亦多残缺。然其存世者，犹足为后人考镜，以窥古人之述作，补史乘之缺失，实文献之巨擘也。今观其书，虽历时久远，然其学术价值，仍熠熠生辉，堪称古籍辑佚之典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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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学海》者，宋左圭所辑也。凡一百种，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乃类书之巨擘，博采群籍，汇为一编，以类相从，便于考索。左圭，字元明，其人不详，然此编广搜博采，足见其学识之渊博，用心之勤笃。是书分为十门，曰天、地、人、物、事、文、学、史、治、术，每门之下又分细目，凡千余条，其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礼乐刑政、人物事迹、草木虫鱼、文章诗赋，靡不备载，实为宋人杂学之集大成者。
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武进陶氏影刻宋咸淳本，刊行于世，使是书得以传久远。陶氏素以刊刻古籍为业，精于校雠，其影刻之《百川学海》，依宋本原貌，字体工整，刻印精美，实为古籍刊刻之典范。宋版《百川学海》原为稀世之珍，陶氏此举不惟存古，亦使后世学人得览其全貌，其功莫大焉。
《百川学海》之价值，在于其广博与精审。书中援引典籍甚夥，或为今已不传之珍本，或为当时流传之善本，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且其分类明晰，条理井然，为后世类书之滥觞，影响深远。虽曰“学海”，然其旨非徒为考证，实为治学之指南，凡欲研习杂学者，皆可资为津梁。诚如古人所云：“百川学海，流而不盈。”此书之博大精深，亦可喻为学之道，当广纳众流，方得大成。
然是书亦有瑕疵，所引诸书间有删节，或与原书不符，且分类偶有疏漏，然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仍不可轻忽。今陶氏影刻宋本既传，使是书得以重光，后世学者当珍之重之，研习不辍，以继往圣之绝学，启后来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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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学海》，北宋左圭所编，南宋咸淳九年刻本，乃典籍之萃集，学问之渊薮也。是书凡一百种，囊括经史子集，博采众长，汇为一帙，实为世所罕见之巨编。夫左圭者，学贯古今，才兼众艺，其编此书，意在广罗百家之精华，以资学者之研索，故名曰“百川学海”，喻其涵容广大，学海浩瀚无垠也。
书中所录，自经典至小说，自儒术至杂技，无所不包，无所不备。经部如《尚书》、《春秋》、《论语》等，皆先秦圣贤之遗训，为学者立身行道之指南；史部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纪传编年，述历代兴废，鉴往知来，以明治乱之由；子部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各展其才，论道论政，以启心智之扉；集部如《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诗文辞赋，荟萃一时之秀，抒发性情，以显文采之风流。
此外，尚有天文、地理、历算、医卜之书，皆精微奥妙，足以探天人之际，察阴阳之变。至于诗话、词话、书画谱、乐录等，则艺文之极诣，雅俗共赏，供人娱情悦志。全书纲目分明，条理清晰，编次有序，每篇之前，皆有小序，略述其旨趣，使读者一览而知其大要。
咸淳九年，南宋之末季，时局动荡，国势渐衰，而文化之传承，学术之研究，犹未稍替。此本《百川学海》，乃当时士人所重之典籍，刻印精良，纸墨俱佳，保存至今日，尤为珍贵。观是书，非惟可以窥左圭编纂之苦心，亦可想见当日学者之勤勉，及南宋文化之昌盛也。
夫书籍者，人类智慧之结晶，文化传承之基石。《百川学海》一书，集古今之学问，汇百家之精华，实为学者不可不读之宝典。今存此南宋咸淳九年刻本，尤足珍贵，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自不待言。愿后世学者，珍之重之，以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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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警悟》者，宋俞鼎孙、俞经所辑也。此书集六种儒门典籍，汇为一编，以警后学，以悟大道。其书成于南宋，当时虽未广传，然其编选精审，实为儒学典籍之瑰宝。
民国十一年，武进陶氏据旧本重刻，以广其传。陶氏刻本，实乃善本，字迹清晰，版式整齐，装帧精美，足见陶氏之用心。其书既刻，士林称颂，学者争睹，盖其价值非凡也。
是书所收六种，皆儒学之精华，或言修身齐家，或论治国平天下，皆孔子之道，孟子之言，朱子之论，其义理精深，文辞晓畅，读之如饮醇醪，回味无穷。
首曰《论语》，乃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皆在此书，为儒学之根柢，实乃万世之经典。次曰《大学》，言修身治国之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自修身始。三曰《中庸》，言中和之道，天地万物，皆依此理而行。四曰《孟子》，孟子言仁义，论性善，辟邪说，为正道张目。五曰《近思录》，朱子与其门人论学之语，乃宋儒理学之精华。六曰《性理大全》，集宋儒性理之论，为儒门性理之集大成者。
此六种，皆儒学之精华，学者若欲明儒学之大要，不可不读此书。陶氏刻本，既存旧本之真，又加新刻之美，实为学者之良本。此书一出，必能启迪后学，弘扬儒学，其为功于斯道也大矣！
此书之价值，不仅在儒学之精义，更在其编选之严谨。俞鼎孙、俞经二公，皆宋之名儒，其学识之博，见识之深，皆为当世所重。其所辑之书，实为儒学之精粹，后世学者，若能细心研读，必能得其精髓，成其大业。
陶氏重刻此书，用心良苦，实出于弘扬儒学之热忱。其书既刻，必能广为流传，使儒学之精华，得以永续不灭。此不独陶氏之功，亦后世学者之幸也。
是书也，实乃儒学之珍宝，学者之良友，若能深研细读，得其精髓，则儒学之道，必能光大，而天下之人，亦将受益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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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小品》二十二卷，明华淑辑并编，刊于万历年间。此书汇集古今小品文，兼收诗赋词曲，精粹雅致，可泛览以怡情，亦可供案头清玩。其体例井然，卷帙有度，每卷皆以小品类聚，各具特色，或叙山水之趣，或述花木之美，或载岁时之乐，皆文笔隽永，意趣无穷。
华淑，字子素，号东瀛，吴县（今苏州）人，明末文人。其生平鲜见于史册，然辑此书，足见其博学多闻，尤精于小品文体。书中采撷众家，如苏轼、陆游、文徵明等名家之作，皆精选别裁，不啻为明人文集之精选。其编选之意，在于为读者提供闲适之文，以消遣时光，诚如书名“闲情”二字，旨在怡情养性，非为功名利禄也。
此书刻于万历间，字体工整，版式疏朗，纸墨精良，为明代刻本之佳品。万历年间，文人雅士崇尚闲适情趣，小品文风行一时，此书之编，正迎合其时风气。其所载之文，或记事，或抒情，或说理，皆短小精悍，寓意深远，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思绪悠然。
《闲情小品》二十二卷，虽为小品集，然其文采斐然，意蕴悠长，实为古代文学之瑰宝。其内容涉猎广泛，既可观古今之变，亦可窥人情世态，诚为文人案头不可或缺之书。华淑辑编此书，虽未显赫于当时，然其功在留存古人诗文，后世读者得以一窥明人文风，亦为其一大贡献。
此书版本稀罕，传世不多，今存者皆为珍本，藏于各大图书馆，学者文人莫不珍视。其内容虽以小品为主，然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觑，实为研究明人文学生活之重要资料。今人读之，亦可从中感受古人闲适之情怀，体味小品文之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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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香零拾》者，清季缪荃孙所辑，凡三十九种，光绪、宣统间刻成。是书荟萃古籍，或录残篇，或刊佚文，或补正史，或收笔记，皆为珍罕之作。荃孙博学多闻，精于校雠，辑此书以存文献，补缺拾遗，功莫大焉。
其书所辑，或为史部，或为子部，或为集部，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如《唐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等，皆关乎国史，可为资鉴；《夷坚志》《太平广记》等，或述异闻，或记轶事，足资谈助；《金石萃编》《汉石经考》等，考证金石，辨析源流，可为学术之助。各书或为孤本，或为残卷，荃孙悉心校勘，补其阙漏，正其讹误，使湮没之文得以复现，散佚之篇得以流传。
此书刊刻于光绪、宣统之际，正值清季国事日非，文献散佚之际。荃孙忧心文献之亡，乃广为搜罗，辑成此书，以存旧典。其书虽名“零拾”，然其所辑，皆为精华，非寻常零篇断简可比。刻工精良，版式谨严，亦可见荃孙用心之深。
《藕香零拾》之成书，不仅有功于文献之保存，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所收之书，多为当时稀见之本，今人或可凭此书以窥旧籍之原貌。荃孙之勤，亦足为后世学者师法，其辑书之功，可谓不朽矣。
要之，《藕香零拾》乃清季辑佚之巨制，缪荃孙之功绩，不可磨灭。此书之刻，不仅存文献于既佚，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凭依，洵为古籍整理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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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遗书》者，清初大儒王夫之所作也。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别号船山，湖南衡阳人也。其学博通经史，尤精于理学，承宋明诸儒之绪，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是书凡四十五种，集其一生著述之大成，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尤以《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为著，阐述义理，剖析精微，实为清初学术之瑰宝。
夫之生逢鼎革之际，目睹明亡，痛心疾首，遂隐居不仕，潜心著述。其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其言多切中时弊，发前人所未发，故虽隐居山林，而声名远播，为后世所重。
《船山遗书》初刻于清同治四年，由湘乡曾氏主持。曾氏者，曾国荃也，为夫之后学，深感其学之重要，故竭力搜辑遗稿，刊刻成书。至光绪十三年，船山书院又补刊三种，并增补遗一种，使是书更加完备。是书之刻，历经数十年，足见后世学人对夫之学术之重视。
纵观《船山遗书》，其内容广博，思想深邃，实为清初学术之集大成者。夫之之学，既承宋明理学之精髓，又开清初实学之先河，其影响深远，至今不衰。是书之刻行，不仅使夫之学术得以传世，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诚可谓"遗书未泯，船山之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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