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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谈麈》一卷,宋人谢汲所撰也。是书辑于《百川学海》丛刻之中,乃南宋骈文评骘之要籍。汲字元功,钱塘人也,以博闻强记称于时。其书专论四六俪语之旨,故名"谈麈",盖取挥麈清谈之意。考其内容,多涉制诰表启之体,折衷前贤警句,论骈偶声律之法,犹若《文心雕龙》之于诗赋焉。
观其体例,非徒藻采是尚,实重实用之道。每引王珪、苏轼、汪藻诸家之作,剖判其谋篇布局之妙。譬如论用典则尚"水中着盐"之化,言对仗则求"骊珠双采"之工。其评徽宗朝诏令"如五色云霞",而析陆贽奏议"类百炼精金",可谓洞见肌理。至若考辨四六源流,自六朝徐庾溯及宋初杨刘,尤见史学根柢。
今传世者以左圭《百川学海》本为最古,明吴永《续百川》本稍异其文。清修《四库》时未见单行,唯存目于子部杂家类。近世罗振玉得宋椠残卷,较刻本多二十余则,知今本非全璧矣。然即此吉光片羽,已足窥南宋骈文理论之崖略。昔晁公武《郡斋读书记》称其"剖说精到",诚非虚誉。后之研习俪文者,犹可借此编以挹两宋辞藻之英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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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四六话》二卷,北宋王銍撰,乃集四六骈文之精华,汇成此书。百川学海本,流传至今,犹为学人所重。王銍,字仲远,号东莱,博学多才,尤工于骈文,是书为其毕生心得之结晶。
是书首卷论述四六文之起源与发展,溯自汉魏,迄于唐宋,详述各家之风格与成就。王銍以为,四六文虽为骈俪之体,然其精髓在于对仗工整、音律和谐、意蕴深远。书中引证《文选》《文心雕龙》等经典,阐发四六文之奥义,旨在使学者明其体例,得其要领。
次卷则收录历代名家四六文之佳篇,自曹植、陆机以至欧阳修、苏轼,皆有所选。每篇之后,王銍附以评点,或论其辞采,或析其章法,或评其意境,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当。其评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原文之妙处,亦为后世学人提供了骈文创作的借鉴。
王銍于书中亦自撰若干四六文,以为范例。其文辞华美,对仗精工,章法严谨,意境高远,足见其功力之深。如《东山赋》《秋水篇》等,皆堪称四六文之典范。
是书于宋代问世以来,即为学人所推崇,视为四六文之圭臬。后世学者如朱熹、王世贞等,亦多引其说。百川学海本,乃明人所刻,字迹清晰,版面整洁,堪称善本。此本不仅保存了王銍之原文与评点,亦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总之,《王公四六话》二卷,乃四六文研究之重要文献,王銍之论评,既为后人提供了骈文创作之指南,亦为四六文发展史之重要补充。是书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后世学者深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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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溪诗话》二卷,宋陈岩肖所撰也。是书载于《百川学海》本,乃集诗话之大成,洵为宋人论诗之佳构。岩肖,字子微,号庚溪,吴兴人。其生平行谊,史传鲜载,然以是书观之,必为博学通识之士,尤精于诗道。
是书之体,以论诗为主,兼及考据、品评、纪事诸端。其所论诗,上自《诗经》、《楚辞》,下及唐宋诸家,皆有所评骘。其论诗之旨,大抵以风雅为正宗,而以格调、气韵为尚。其言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曰:“诗之品,有高下,有工拙,有雅俗,有古今。”其论诗之精审,可见一斑。
是书之考据,亦极详核。其所引证,多本于经史子集,且多出己见,不蹈袭前人。如论《诗经》之“关雎”,则引《毛传》、《郑笺》而辩其义;论《楚辞》之“离骚”,则据《史记》、《汉书》而析其旨。其考据之精当,亦为是书增色不少。
是书之品评,尤多妙语。其于唐宋诸家之诗,皆有所评点,且多中肯綮。如论李白之诗,则曰:“太白之诗,豪放飘逸,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论杜甫之诗,则曰:“子美之诗,沉郁顿挫,如老杜之为人,忧国忧民。”其品评之精到,亦为是书之特色。
是书之纪事,亦多有趣闻。其所记诗坛轶事,多可为谈资。如记苏轼之“东坡肉”,则曰:“东坡肉,乃苏轼所创,其味鲜美,至今传为佳话。”记黄庭坚之“山谷体”,则曰:“山谷体,乃黄庭坚所创,其字遒劲有力,至今传为楷模。”其纪事之生动,亦为是书增色不少。
总之,《庚溪诗话》二卷,乃宋人论诗之杰作,其论诗之精审、考据之详核、品评之精到、纪事之生动,皆可为后世学者所取法。是书虽为诗话,实兼有考据、品评、纪事诸端,洵为宋人学术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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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彦周诗话》一卷,乃宋人许顗所撰,收录于《百川学海》丛书之中。许顗,字彦周,生平事迹虽罕见于史册,然其诗话之作,流传至今,足见其诗学造诣之深厚,文采之斐然。是书以评点诗作、阐发诗理为主,兼及诗人生平事迹与诗歌创作背景,实为宋代诗话之重要代表。
许顗论诗,崇尚真情实感,主张诗歌当抒发性情,非徒为雕琢辞藻、堆砌典故之技。其言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论深得诗之本质,盖诗乃心之声,情之流露,非虚饰华美所能掩盖。许顗以此为准,评点历代诗作,尤重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赞其诗作情真意切,自然天成。
是书亦多有独到之见,如论及诗歌风格,许顗以为“诗贵含蓄,不贵直露”,盖含蓄之诗,言有尽而意无穷,能令读者回味无穷,思接千载。其评点诗作时,常以“意境深远”“情致悠长”等语赞之,足见其对诗歌艺术之深刻理解。
此外,许顗于诗话中亦多谈及诗人创作时之心境与境遇,以为诗人所处之境,往往直接影响其诗作之风骨。如论杜甫,许顗谓其“遭乱离之苦,故诗多悲愤之作”,此论切中肯綮,盖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诗作多涉家国之忧、身世之叹,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是书虽仅一卷,然其内容丰富,见解独到,于宋代诗话中堪称翘楚。许顗以其深厚之学养、独到之眼光,为后世研究宋代诗歌及诗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其论诗之言,虽历经千载,犹可为后世学者所借鉴,实为不可多得之诗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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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坡老人诗话》三卷,宋周紫芝所撰,百川学海本也。紫芝字少隐,号竹坡老人,宣城人。少时以诗名世,后登进士第,仕至枢密院编修官。其诗清新俊逸,颇得时誉,然其诗话尤为世所重。
是书凡三卷,卷一论诗之旨趣,卷二述诗之体制,卷三评诗之得失。紫芝博学多才,于诗道尤有心得,故其论诗,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其言诗之旨趣,谓诗贵自然,不尚雕琢,若刻意求工,反失其真。又谓诗当以性情为主,非徒以词藻相尚。其说深得诗之本源,可谓至当。
卷二论诗之体制,举凡古体、近体、绝句、律诗,莫不详加辨析。其论古体,谓当以气势为先,不拘于格律;论近体,则谓当以对仗工整为要,然亦不可过于拘泥。其说皆切中肯綮,可为后学指南。
卷三评诗之得失,列历代名家之诗,逐一评骘。其评李白,谓其诗豪放不羁,然间有率易之处;评杜甫,谓其诗沉郁顿挫,然亦有过于苦涩之病。其评诸家,皆能持论公允,不偏不倚。
是书行世以来,颇得后人推重。其论诗之旨,实为宋人诗论之精华,对后世诗坛影响深远。四库馆臣称其“论诗精审,足资考证”,诚非虚誉。今观其书,虽时逾千载,然其论诗之旨,犹能启人深思,实为诗话中之佼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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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诗话》者,宋时叶梦得所撰之诗论也,分三卷,乃百川学海本所辑。叶氏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南宋著名文人,博览群书,尤擅诗文,其诗论亦为后世所重。
此书首卷,多述诗之源流,兼论古人诗作之得失。叶氏以为,诗者,情性之发,天籁之音,然亦须合乎雅正之则,方能传世。其于唐人中,尤推杜甫、李白,谓杜诗“沉郁顿挫,气象万千”,李白“豪放飘逸,情思奔放”,皆诗家之巨擘也。然叶氏亦不讳言其短,谓杜诗时有艰涩之句,李诗未免率意之失,皆见其论诗之精审。
次卷则广采历代诗人之作,评其优劣,言其风格。叶氏谓诗贵在自然,不事雕琢,然亦须有章法可循,不可过于散漫。其于宋人中,尤推崇苏轼、黄庭坚,谓苏诗“豪放旷达,气象雄浑”,黄诗“奇崛瘦硬,意境深远”,皆能自成一家。然叶氏亦指出,苏诗偶有流于俚俗之弊,黄诗或有过于艰涩之病,皆见其论诗之公允也。
末卷则多述作诗之法,兼论诗与文之关系。叶氏以为,诗与文虽各有体,然其理相通,皆须以意为先,文采次之。其谓作诗贵在真情实感,不可徒务华藻,亦不可过于拘泥格律,须在规矩中见自由,方能称佳。叶氏又谓,诗者,乃文之精华,然亦须与文相辅而行,方能成其大用。
综观《叶先生诗话》,其论诗既重情性,亦重法度,既推崇古人,亦不废今人,可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叶氏之诗论,不仅为当时诗坛之指南,亦为后世诗学之宝典,虽历经数百年,犹堪为后人借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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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吕紫微诗话》一卷,南宋吕本中所撰,收录于《百川学海》本。吕本中,字居仁,号紫微,东莱人,乃南宋著名文士,博学多才,尤擅诗文。此诗话乃其论诗之作,旨在阐发诗理,评骘古今,为研诗者之津梁。
此书虽仅一卷,然内容精要,见解独到。吕氏论诗,注重诗人性情与才学,强调诗以言志,情以动人。其言:“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论直指诗之本质,揭示了诗歌创作与诗人内心情感之密切关系。
书中评骘历代诗人,上溯《诗经》、《楚辞》,下及唐宋诸家,尤推崇杜甫、苏轼等人。吕氏对杜甫之诗,赞其“情深意远,句句悲悯”,对苏轼则称其“才气横溢,意境开阔”。其评语虽简,然切中肯綮,为后学所重。
吕氏又论及诗法,主张“诗须有为而作,不可无病呻吟”。其言:“诗贵自然,然亦需有意境,有意境则诗自工。”此言揭示了诗歌创作中自然与意境之辩证关系,为后世诗人所宗。
此外,书中还涉及诗之修辞、格律等问题。吕氏认为,修辞须“精炼而不失其真,典雅而不失其趣”,格律则须“严而不拘,活而不滞”。此论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规范,提出了明确而合理之要求。
综观《东莱吕紫微诗话》,虽篇幅短小,然内容丰富,见解深邃。吕氏论诗,既重情志,又重才学,既崇尚自然,又讲究法度,体现了南宋诗论之高度与深度。此书不仅为研究南宋诗学之重要文献,亦为后世学诗者不可多得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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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居士诗话》一卷,乃宋人陈师道所撰,辑入《百川学海》本。陈师道,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也,以诗文名世,为江西诗派之重要人物。此书乃其论诗之精要,集诗法、评点、典故于一体,堪称宋代诗话之瑰宝。
斯书所述,既非泛泛而论,亦非专事考据,乃是陈师道以己之诗学造诣,精琢诗道之奥妙。其论诗歌,尤为注重炼字炼句,讲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深意。他于诗学之见地,既有传统之继承,又有独到之创新。其于古今诗人,皆有所评点,既赞许杜甫之沉郁,又推崇陶渊明之淡泊,亦对时人诗作多有褒贬,言辞犀利而不失公允。
陈师道于诗话中,尤重诗歌之“韵味”与“意境”,以为诗之佳者,不在词藻之华丽,而在意蕴之深远。他主张诗应“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平淡中见真情,于简练中寓深意。其论诗之语,简明扼要,而往往能切中肯綮,令人回味无穷。
此书虽篇幅不长,然内涵丰富,或论诗法,或评诗作,或述典故,或载轶事,皆能发人深省。陈师道之诗话,不仅为学诗者之津梁,亦为研究宋代诗学之重要文献。《百川学海》本,乃宋人所辑,流传至今,虽历经沧桑,然其价值不减,实为研究陈师道诗学思想不可多得之资料。
综而论之,《后山居士诗话》一卷,乃陈师道诗学思想之集中体现,其论诗精辟,见解独到,既继承了传统诗学之精华,又开创了江西诗派之新风,实为宋代诗话中之佳构,后世学诗者不可不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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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攽贡父诗话(中山诗话)》一卷,乃北宋刘攽所撰。攽字贡父,彭城人,为北宋著名学者、诗人,与兄敞、弟奉世并称“彭城三刘”。攽博学多才,尤工诗词,所著《中山诗话》一卷,收录于《百川学海》中,乃其论诗之精华所在。
是书体例简约,内容精要,专论诗词艺术,兼及诗人轶事、诗作源流。攽论诗,注重诗之性情,强调“诗以言志”,力主诗作须发自内心,抒写真挚情感。其言:“诗不可无性情,若无情性,则如树无根,水无源,徒具形式,终无生气。”此论与北宋诗坛重意境、尚自然的潮流相契合,亦对后世诗论产生深远影响。
攽论诗,又重“诗法”,主张诗人须遵循一定的创作法则,方能臻于妙境。其言:“诗有法度,不可不循;法度既明,则神韵自生。”是书对诗的章法、句法、字法多有探讨,尤其重视诗之对仗与韵律,认为二者乃诗之骨架,不可或缺。然攽亦不囿于成法,主张“诗贵变化”,提倡诗作须灵活多变,方显诗人个性。
《诗话》中又多有对唐宋诗人之品评,尤以对杜甫、李白、苏轼等大家之评论最为精辟。攽推崇杜甫之“沉郁顿挫”,赞其诗“忧国忧民,情深意远”;对李白之豪放飘逸亦颇为欣赏,称其诗“如长江大河,奔流无阻”;至于苏轼,攽则赞其“才情横溢,诗作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
此外,是书还收录了不少诗人轶事,如苏轼“乌台诗案”之始末,王安石与苏轼之交游等,皆具史料价值。攽文笔简练,叙事生动,读之如亲历其事,饶有趣味。
综上,《刘攽贡父诗话》虽仅一卷,然其论诗精要,品评得当,足见攽之学识与才情。是书不仅为北宋诗论之重要著作,亦为后世研究唐宋诗坛之珍贵资料,可谓诗话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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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温公诗话》一卷,乃宋时司马光所撰,载于《百川学海》之中。此书为诗话之属,实乃温公论诗之精粹,亦其文学观念之结晶也。
温公,名光,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也,世称涑水先生。其为人刚正不阿,学识渊博,不仅为一代名相,亦为文学巨擘。所著诗话,非仅论诗之形式技巧,更重诗之立意与教化。温公以为,诗之根本在于言志,而志之所在,则关乎世道人心。故其论诗,常涉世事,既评诗人诗作,亦寄寓自身对时局之感慨。
此书虽篇幅不长,然见解独到,议论精辟。温公于书中推崇杜甫之诗,以其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之风骨为高。对于同时代之诗人,亦多有品评,言简意赅,直指要害。如评欧阳修诗,谓其“气格高远,意味深厚”,论王安石诗,则称其“构思新奇,用语峭拔”,均可见温公眼光之独到。
《司马温公诗话》之文辞,亦堪称典范。其字句凝练,意蕴深远,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温公论诗,不尚华词丽句,而重真情实感,故其诗话亦如其人,质朴中见真章。
概而言之,《司马温公诗话》一卷,非但为宋代诗话之佳作,更可见温公之文学主张与人格风范。其为后世论诗者所重,良有以也。今之学者,若能细读此书,当可于温公之诗论中,得见宋代文学之一斑,亦可知温公之所以为温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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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诗话》一卷,北宋欧阳修所撰,乃诗话之滥觞,开后世诗论之先河。此书以随笔漫话之体,论及诗词之道,尤重诗人性情与诗作意趣,可谓诗家之圭臬。欧公以“六一居士”自号,以闲适之笔,抒诗人之怀,集诗论之大成。
书中所述,不以繁复理论为尚,而以简约为宗。欧公以为,诗者,乃言情达意之具,非雕琢藻饰之工。故其论诗,特重性情之真、意趣之远。如论王维诗,谓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皆以其意境深邃、情景交融而称赏。又论陶渊明诗,以其淡泊闲雅、真率自然为高标,可见欧公于诗之审美,尤重内涵之醇厚,而非形式之华绮。
欧公于诗话之中,亦常借古人诗作,抒己之见。如论杜甫诗,称其“沉郁顿挫”,然亦指出其诗过于悲愤,未能归于平和。此论虽见仁见智,然正可见欧公论诗,不盲从古人,而独抒己见。欧公亦推崇李白诗之风骨,谓其“豪放飘逸”,然亦不讳言其豪放之馀,或失之粗疏。此皆欧公论诗之独到处,非人云亦云者可比。
《六一诗话》虽篇幅短小,然其影响深远,后世诗话之体,多承其绪。欧公以其广博之学识、敏锐之洞察,论诗之旨,于简明之中见精深,于闲谈之中蕴大义。可谓诗话之鼻祖,诗论之经典。是书亦为“百川学海”所收,足见其于学术之重,流传之广,至今犹为学者所推重,研习诗学者,不可不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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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三卷,南朝齐钟嵘所撰,明沈氏繁露堂刻本。此书乃评诗之专著,历代传颂,誉为诗论之圭臬。钟嵘,字仲伟,南朝齐梁间人,博学多才,尤擅诗文,尝为吏部郎,后因国事纷乱,遂归隐著述,遂成此编。
《诗品》分上、中、下三卷,评汉魏至南朝诗人一百二十三家。其体例严谨,论述精详,每品先列诗人,次述其诗风,终论其得失。钟嵘以“品”论诗,意在褒贬,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以显诗人优劣。其评语简练,往往一语中的,如评曹植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评陶潜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皆能切中肯綮。
此书之成,实为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文学批评之巨制。钟嵘论诗,主张自然真挚,反对雕琢堆砌,提倡“直寻”与“丹采”并重,强调诗歌应抒发真情实感,方能打动人心。其所评诗人,不论地位高低,唯以诗才为准,故能广收博采,自成一家之言。
明沈氏繁露堂刻本,乃此书之善本。沈氏,名不详,然其刻书精良,字体工整,版面清晰,为后世所重。此本保存完整,内容无缺,且附有沈氏跋文,详述刻书之缘由与过程,实为研究《诗品》之重要资料。
综观全书,钟嵘之论诗,既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又有独到的审美眼光,其评语虽简,然意蕴深远,对后世诗论影响甚巨。《诗品》三卷,实为诗学之瑰宝,不可不读。沈氏繁露堂刻本,更是此书之佳本,宜珍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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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文心雕龙》二卷,南朝梁刘勰所撰,明曹学佺等批点,杨慎评注,明万历间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洵为文论之瑰宝,雕版之佳制。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博通经史,精于文辞,其撰《文心雕龙》,旨在探文章之本源,明创作之枢机,乃中国文论史上之巨著。
此书凡五十篇,分上下二卷,上卷论文章之体,下卷论文章之用。刘勰以“原道”“征圣”“宗经”为先,阐明文章之本于道,系于圣,归于经。其后论及赋、诗、颂、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诸体,详析其源流、特征、功用。下卷则论创作之要,如“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指瑕”“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皆发前人所未发,启后学之深思。
曹学佺等批点,字句精审,评语切要,于刘勰之论,或阐其奥义,或申其微旨,或补其未备,可谓锦上添花。杨慎评注,博引众说,详加考辨,于字义、名物、典故,皆有所发明,尤以其博洽见称。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版式精美,纸墨精良,色彩分明,洵为明代雕版之佳品。
此书自问世以来,历代学者皆推崇备至,视为文论之经典。其论文章之体用,创作之要旨,影响深远,至今犹为文坛所重。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更以其精美之工艺,成为古籍版本中之珍品。今之学者,若能细读此书,必能增益其文思,提升其文才,于文章之道,更有深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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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斋雅谈》三卷,南宋周密所撰,乃集其平生所见所闻、读书心得与诗词评论之雅谈也。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弁阳老人,工诗善文,博学多才,尤擅词章。是书所载,皆为其读书治学之馀,随手札记,或论古今诗文,或品评书画,或考订史事,或抒发怀抱,无不精妙绝伦,字字珠玑。其文清新雅致,笔调从容,颇见其学识之渊博与性情之雅洁。
此书流传甚广,版本众多。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初刊,乃以木活字排印,工艺精良,字体端庄,纸张洁白,版面整洁,为当时官刻之精品。后江西、福建、广东三地相继重刻,其版式、字体、纸张虽略有差异,然皆能保持原书之风貌。江西重刻本尤以校勘精审著称,福建重刻本则以其雕版细腻闻名,广东重刻本则以其纸张厚实见长。三地重刻,各具特色,皆能传原书之神韵,为后世读者所珍视。
是书内容广博,所论多涉经史子集,尤以诗词评论最为精辟。周密于诗学一道,颇有独到见解,其所论唐宋名家之作,往往能切中肯綮,发人所未发。其评论诗文,不执一端,不囿于成见,常能以博学之眼光,贯通古今,融汇东西,故其论多有精义,为后世学者所推崇。
《浩然斋雅谈》不仅为周密个人读书心得之记录,更为宋人文化思想之缩影。其书中所载,无不反映南宋文人之精神风貌与审美情趣,实为研究宋代文学、史学、艺术之重要资料。且其文笔雅致,读之如饮醇酒,回味无穷,故此书不仅是学术研究之宝库,亦为文人雅士之枕边佳卷。
今观《浩然斋雅谈》三卷,虽历经数百年,然其文采风流、学识渊博,仍能令人叹服。此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之丰富,更在于其所体现之宋代文人精神,乃为后世学人不可不读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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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䂬溪诗话》,宋代黄彻所撰,凡十卷。此书以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传世,乃木活字印,雕版精良,字迹清晰,洵为古籍珍本之一。黄彻,字子明,福建莆田人,南宋文人。其诗话博采众家,兼收并蓄,既论诗之旨趣,亦涉文之体例,颇见其才学之广博与识见之深湛。
《䂬溪诗话》内容丰富,涵盖诗论、诗品、诗话、诗史诸端。黄彻于书中详述诗歌之渊源流变,论及各家之风格特色,且多引前人诗文以佐己论,体现了其对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独到见解。其论诗,首重情性,次及辞采,既强调诗之真性情,亦注重文辞之修饰,认为情性为诗之根本,辞采为诗之华饰,二者相辅相成,方成佳作。
此书于诗之创作技巧,亦多所发明。黄彻论声律、对仗、用典等,皆能详加剖析,且多举实例,使读者易明其理。其论声律,谓诗须谐音合律,方得悦耳;论对仗,谓须工整而不失自然;论用典,谓须恰切而不涉晦涩。凡此种种,皆可见其对诗艺之精研细究。
此外,黄彻于诗之批评,亦颇具慧眼。其论诗,既重古人,亦不轻今人,持论公允,不偏不倚。其评前人诗作,往往能抉微阐幽,发人所未发;评今人诗作,亦能切中肯綮,不为虚誉所惑。故《䂬溪诗话》不仅为诗学研究者所重,亦为后世诗人所宗。
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䂬溪诗话》,以其版本之珍稀、内容之丰富、论诗之精辟,堪称宋代诗话之瑰宝。后世学人多以此书为研习诗学之津梁,洵非虚誉也。此书之传世,不仅为诗学之盛事,亦为文化之幸事,宜乎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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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二卷简介**
《岁寒堂诗话》,宋人张戒所撰,凡二卷。此书乃论诗之专作,旨在阐发诗理,评骘古今,尤重风骨、性情,以为诗之根本。张戒论诗,不尚空言,务求其实,其所持论,与当时风尚相异,独树一帜。其言诗,首重立意,次及格律,以陶渊明、杜甫为宗,推崇其诗之忠厚、自然,反对绮靡、雕琢之风。书中论及诗人如李白、王维、韩愈、白居易等,皆能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张戒论诗,亦重诗教,以为诗乃性情之流露,足以感化人心,匡正世风。故其论诗,不仅注重艺术之优劣,尤重诗人品行与诗作之关系。其批评王安石、苏轼等人之诗,虽肯定其才学,然对其过于雕琢、浮靡之风,颇有微词。此书虽篇幅不长,然其论诗之精辟,见解之独到,足以为后世诗论之圭臬。
此书版本众多,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乃用木活字印刷,后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重刻,流传甚广。武英殿本乃清代官刻,印刷精良,堪称善本。而浙江、江西等重刻本,虽有所损益,然皆能保持原书精髓,遂使《岁寒堂诗话》得以广布天下,为后世诗家所重。
总之,《岁寒堂诗话》一书,虽为宋人所作,然其论诗之旨,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戒以其独到之眼光,剖判古今诗坛,既不盲从前人,亦不媚俗当时,实乃诗论中之一大家。此书之流传,不仅可见其学术价值,亦可见清代文化之繁荣。今人读之,犹可感其论诗之精微,借以鉴古知今,于诗学之道,当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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